（一）两国致力于维护和加强现有防扩散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机制与规则

　　中国广泛参与了多边核防扩散体制，积极推动这一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如，1992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996年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加入《桑戈委员会》，1998年，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保障监督协定附加议定书》，并于2002年初正式完成该附加议定书生效的国内法律程序，成为第一个完成上述程序的核武器国家。2004年，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同时，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国内立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2005年9月2日《人民日报》。先后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两用物项和技术通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http://wwwmfagovcn/chn/gxh/zlb/zcwj/t410692htm。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本身就是中国在此领域与美国合作的结果，因为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基本上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加入是使这些机制得以加强的一个积极因素。与此同时，中美两国还在一些新的国际核防扩散机制的建立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合作。中美两国在1995年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与延长会议期间的合作和努力，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中，也进行了有效合作。

　　（二）中美在应对区域核扩散问题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一是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合作。1993年以来朝鲜半岛数度出现核危机。危机发生后，中国以特有的方式，劝和、促谈，敦促有关方谨慎行事，相互照顾彼此利益，避免采取过激的言行使局势失控。然而，2006年10月以来，朝鲜先后进行的两次核爆炸，使中国在朝核问题上进行外交与政治解决的努力受挫，也使中国对朝政策面临考验。为应对朝核爆炸危机，中美两国在联合国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支持安理会做出适当、平衡的反应。

　　二是在南亚核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1998年，印巴相继进行了数次核试验，中美两国迅速做出反应。两国领导人通过热线电话协调立场，共同倡议召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并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上进行了密切合作。在安理会会议上，中美就南亚核试验发表的联合公报被接受为安理会1172号决议，成为处理南亚问题的指导性文件。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南亚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1998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三）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扩散方面也达成多项共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在导弹出口标准的问题上进行持续的磋商。1992年，中国政府承诺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当时的准则和参数。《就美宣布打算取消对华三项制裁事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199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1994年，中方重申这一承诺。1998年克林顿访华后，两国在导弹出口标准方面达成部分共识。2000年，中美达成导弹不扩散协议。《就防扩散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200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2002年，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及《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清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中国的国防》，2002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防核扩散问题上合作增强的主要原因是：

　　（1）两国对国际防扩散的意义及国际防扩散作用的认识趋于一致。冷战后，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承担的国际责任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对国际防扩散的意义及国际防扩散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政府认识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有利于维护国际、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任何国家如果为了谋取政治、经济或战略上的短期利益而无视核武器扩散的严重后果，甚至做出损害别国和国际团结的事情，最终本国的利益也必将受到损害。《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沙祖康在美国卡内基研讨会上关于防扩散问题的发言》，引自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发言汇编（199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页。因而，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国际防扩散机制的活动，并在国际防扩散方面与其他核大国包括美国进行合作。

　　（2）中美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方面面临共同的责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核扩散的危险日益增大。冷战结束，核安全局势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更加重了这种危险性。这些情况主要有：首先，核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新的核扩散源的出现；其次，一些地区大国寻求核武器以巩固自己的地区地位，并引发周边的连带效应；再次，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恐怖分子也寻求包括核装置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日益严重的核扩散形势成为威胁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在防扩散问题上面临共同责任，也存在广泛的利益汇合点。美国一直是国际防核扩散的积极推动者。面对冷战后日益严重的核扩散的局势，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把防止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美国最紧迫的任务之一，William JClinton，“Remarks to the 48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 New York City”，September，27，1993，Public Papers of Presidents，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布什政府将防止“流氓国家”及恐怖分子获得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重要目标。奥巴马上台后，把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材料作为其防扩散政策的重点。尽管冷战后，美国不同政府防核扩散政策的侧重点不一样，但总体来说，美国防核扩散的目标是预防、防止、阻止核扩散对美国本土、海外驻军、美国盟国等造成安全威胁。为此，美国政府一方面积极主导国际防扩散机制的加强与扩大，另一方面重点防止在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如波斯湾、朝鲜半岛一些“流氓国家”获得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防核扩散的目标是维护和促进国际、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重点是防止核扩散在亚太及周边国家中发展。可见，中美两国在防止亚太区域核扩散方面上存在广泛的利益汇合点。

　　（3）中美两国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需要。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点。防扩散问题是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90年代初期起，美国对中国出口敏感性军民两用技术出口给予高度关切，并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劝阻中国停止对伊朗等国敏感技术的出口，甚至以制裁相威胁。中国指责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美国的相关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两国间这种相互指责和批评对这一时期本已处于下滑过程中的两国关系产生了更加负面影响。由于中美关系涉及两国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利益，因核扩散问题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下滑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为了寻求中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合作，美国不得不在劝说中国加入国际防扩散机制，停止对伊朗等国的敏感技术的出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的其他关切给予让步。中国出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需要，也在防扩散问题上给予美国一定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对于促进中美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