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整时期，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被放慢，一度被忽视的农业、轻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国民经济比例趋于合理，企业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抓品种、抓质量，改进“大跃进”时期基于引进基础上的“革新”成果，国家则从“大跃进”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扭转大跃进时期企业管理、科学研究开发、人才政策和培养等方面的混乱局面，使技术创新体系恢复正常，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不仅国家重视的高、精、尖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而且一般领域内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也取得了成效，工业技术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但在技术引进工作方面，由于经济在调整，国内对技术设备的需求总量下降，技术引进工作也随之步入低谷。

　　三线建设和“文革”时期，以军工为中心的重工业又成为优先发展部门，其规模和发展速度比“大跃进”时期有增无减，基本建设战线再次拉长，布点繁多，中国有限的经济技术资源几乎全部用在新建、扩建和增加产量之中，因此无论是新建三线企业还是支援三线建设的企业，其技术水平都在经济、技术资源分散使用中停滞不前，引进技术大多以照搬、复制的水平扩散到三线；同时在“文革”中，与推动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科技文教界受到严重冲击，人才培养、企业管理、标准化等对技术进步十分重要的工作再次陷于混乱，由此，除了鹤立鸡群的几项高、精、尖技术外，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几近停滞。

　　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机制对技术进步产生了“双刃剑”的作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技术引进工作的主体。政府不仅可以使一项引进技术在项目建设、消化、吸收、创新和扩散的各个环节上获得来自全国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可以对所涉及的各部门和企业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这是前30年许多庞大复杂的引进项目以及技术革新项目能够较为顺利地完成的主要原因。此外，政府的集中统一管理，使技术资源在各个部门和企业之间实现互动和共享，不仅使有限的技术资源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利用，而且也促进了有关引进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如当时规定各部委所属的研究机构和设计院不能只为特定企业服务，必须承担本产业部门全行业技术课题的研究；国营企业在政府的指令和安排下可以相互无偿调用技术资源等，如鞍钢包建武钢、包钢、攀钢，一汽援建二汽等，十分普遍。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机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1）不利于引进技术的选择。当时，与引进技术有关的政府各部门负责技术引进的决策，它们在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国家赶超目标的指导下注重的是引进那些世界尖端技术和能带来巨大生产能力的大型设备。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或机械进出口公司负责引进技术的对外谈判，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尽量能用便宜的价格将技术买下来；企业作为引进技术的使用者，虽然对引进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最有发言权，但只能被动接受，结果引进的技术往往不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或者超出企业的吸收、消化能力。

　　（2）技术创新系统的内部运行低效。首先，在当时的技术创新系统中，核心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企业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如前所述，企业缺乏稳定的用于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的资金来源，同时，国家为集中使用科技资源，将大部分的科技人才集中到专门的科研院所，企业或者没有研发机构，或者力量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国家主要以产值考核企业，这使相对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的大型国有企业注重于掌握引进设备的操作技术，挖掘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缺乏消化、吸收制造技术和进行技术再造的热情和动力；而那些国营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虽然在生产活动上灵活得多，相对具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和热情，但因国家对其投资很少，缺少发展技术所必需的资源保证和能力。其次，各企业、各部门、各地区彼此分割、自成体系，使不同部门和地区的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外的研发机构之间缺乏一种使它们保持经常性的交流和协作的机制。除了国家指定的重点项目外，往往是积聚了国家大部分科技资源的科研院所虽然有能力研究出新技术、新工艺，但因与企业缺乏联系，研究出的新技术、新工艺常常不符合企业的需求，即使研究出企业急需的新技术、新工艺，但因没有动力和有效的渠道将它们转移到各个有关制造单位，从而无从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据不完全统计，在技术革新较为活跃的1963年到1966年期间，在全部10189项（不包括军工）科技成果中，真正得到应用和推广的为数甚微。马洪，孙尚清：《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8~619页。此外，许多引进项目因辅助建设和配套技术配合不力而导致合同执行延期或中断等现象，也与中国这种技术创新系统的低效有关。最后，中国“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所造成的产业和企业组织的全能型特征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当时，企业为顺利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倾向于尽可能自己生产需要层层打报告才能获得的中间产品。这种倾向导致各个行业和部门内部、企业内部门类齐全，自循环性强，但外部关联很弱。例如生产机床等通用设备的企业几乎都是从铸造、锻压、热处理到成品装配，从机修、电修、工具制造、备品备件到运输存储一应俱全。企业这种万事不求人的倾向使得一项新技术的更新往往要以众多现役技术设备、零部件都跟着更新改造为前提，大大提高了接受新技术的成本。如武钢在70年代末随着其引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的投产，整个钢铁生产线前后工序形成了20年的技术势差，引起了生产上、技术上和管理上的不协调、不平衡。前工序只有填平补齐、发展完善，才能为后工序的生产创造相应的条件。在“六五”和“七五”计划的10年中，武钢为使一米七轧机达到设计水平，用于工业性改造资金高达4328亿元，张寿荣主编：《消化改造创新提高——武钢科技进步之路》，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而国家建委原批准“一米七”工程总概算也就389亿元，其中还包括引进费用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28亿元）。《武钢志》编撰委员会编：《武钢志（1952—1981）》第1卷，武汉钢铁公司内部资料1983年，第42页。正如原冶金部部长周传典所说：“武钢的转炉为了适应一米七的需要，进行了技术改造，花了100多万美元，这样就完全具备炼一米七所需钢种的手段了。但是这不是每个企业办得到的，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大事’。”《论中国钢铁工业的科技进步》，《周传典文集》第3卷，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