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发展重工业使企业技术改造和提升所需的资金一直不足。为减少重置投资，维持生产，竭力挖掘设备潜力，国家对企业折旧率规定了平均不到4％的超低水平，即25年的折旧周期（国外折旧率一般为10年），且上缴的折旧费还不能都用于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其中有不少被挪用于积累去搞基本建设。李伯溪等：《中国技术改造问题研究》（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结果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方面，要么是在引进项目建设和生产现场上通过“干中学”这种不需太多投入的方式来进行，要么是在使用引进设备的过程中为挖掘设备潜力对其进行维修和小改、小革，所以在全国其他地方建同类工厂时，基本上还是照抄照搬。如包钢、武钢这样的重点企业，都是按照鞍钢的样子搬过去的，1513立方米的高炉、65孔的焦炉、500吨的平炉、初轧、大型（钢锭铸造）都和鞍钢一样，《论中国钢铁工业科技进步》，《周传典文集》第3卷，冶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5页。这显然是一种低水平的技术扩散。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使中国在引进项目建设和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上形成一种特殊模式

　　50年代，为贯彻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中国大规模引进技术，实施“产业移植”，这就要求各个部门和行业必须及时提供足够的生产和生活物资。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当时只能尽可能缩减生产以外的包括研究和开发方面的开支，这与引进项目建设高资金、技术密集型特征形成矛盾，也和这种引进和建设必须有足够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开发产生了矛盾。在这种矛盾下，国家只好利用行政力量以少量的资金整合全国的技术力量重点“攻关”，同时辅以政治动员、宣传、加强组织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技术竞赛、树立典型等规避资金投入的办法。随着“一五”时期较为平衡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大跃进”的发展战略的转变，投资规模扩大导致的生产压力达到了必须破坏国民经济合理比例才能继续重工业建设的地步时，技术问题更加尖锐，而有限的苏联专家和知识分子又在政治运动中被边缘化，解决人才和技术问题的途径依靠上述方式已很难进行，于是除了在个别重大技术上采取需要大量投入资金、技术资源的常规手段外，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成为最主要的看似最经济的手段。此后，由于产生这种技术进步模式的前提和基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根本改变，该模式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这种“两条腿”走路的解决技术问题的模式适应了中国资本、技术、人才极度稀缺的特点，使中国在一些重大技术的国产化上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来这些高、精、尖技术受中国特有的国防工业管理体系等因素的制约，难以从军用转为民用；二来与中国整体落后的技术基础势差太大，基本限制在狭小的部门和企业，没有在广泛的工业技术领域扩散开来；此外，这些高、精、尖技术耗费了大量有限的科技资源，影响了中国在大多数引进技术开发方面的投入能力，而作为弥补这一不足的手段——发动群众为主搞技术革新，虽然能缓解人才、资金不足的局面，但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只能对引进技术进行一些小改、小革。中国对引进技术进行革新的“土洋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使中国的工业技术在一些“点”上成效显著，但在“面”上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

　　二、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成效的阶段性差异及其原因

　　前30年，中国虽然一直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调整时期虽然放慢了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但这也是为将来新的跃进作准备。如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仍然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可见在最高决策者的思想中，实行调整方针是暂时的，是为以后进行新的跃进，从而是重工业的继续大发展做准备。1966年当经济形势好转时，李先念就说：“在国民经济已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的情况下，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应当大体上保持并争取略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否则，就无法保证国家建设以适当的规模向前发展。”（《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7页）但各个阶段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相差明显，这与各阶段宏观经济工作质量、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动密切相关。

　　“一五”时期，中国注意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为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提供了时间和物质上的保证。例如在制定“一五”计划时，中央削减了177个非急需项目，保证了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项目和694项限额以上重点工程所需的人、财、物力，使这一阶段引进项目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适应经济技术基础薄弱条件下开展大规模建设所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科技创新体系，也显示出新生组织和制度特有的活力和效率，特别是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和使用科技资源，正确对待人才和奖励发明，以及为建设新中国所做的振奋人心的宣传和鼓励，都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跃进”时期过分发展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带动各方面建设规模全面扩张，资金、外汇异常紧张，由此，许多重要的引进项目也只能在仓促中简易投产，不能真正形成综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为实现生产建设的高指标而实行的中央、地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中国有限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分散使用，引进技术不仅没有成功扩散到自身技术接受能力差的地方中、小企业，而且还影响了作为技术传播者的引进单位和企业在引进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尽管群众革新的积极性被调动出来，但在这样的技术创新体系下，对引进技术“革新”的成果很多只是“样品”，甚至是“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