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30年中国发展的历程中是否存在转折点？如果存在，那是什么时候？

　　很多专家认为30年并不是一个完全连续的过程，其间出现过明显的分期。日本综合研究所的吴军华与秦晖是其代表。吴军华认为30年间存在着显著的变化，将这30年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78—1988年为第一阶段，人们在对上一时代进行否定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是国民参加、国民受益型的改革开放；1989—1992年为过渡阶段；1992—2008年为第二阶段，这是以维护既得权益为最高使命的“官制资本主义”型改革。吴军华：《静静的革命》，日本经济新闻社，2008年。秦晖将这3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1991年为第一阶段，在否定“文革”上达成一致，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为受益者；1992—2000年为第二阶段，通过铁腕体制降低了制度变更成本，是空前的高速原始积累期；2001年以后是第三阶段，进行了不公正的扩大再生产，“改革成为并不名誉的词汇”。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30年之我见》，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电子版（←CNKI）。清华大学的李强将30年分为两大阶段，认为1978年邓小平的先富论、1992年的南方讲话确定了改革的基调，80年代的受益者是农民，但1992年以后改革的受益者是社会的核心集团（干部与知识分子）。李强：《改革30年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本次国际研讨会报告。

　　我认为应该将改革开放30年划分为“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化”两个时期。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否会迫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三阶段？是否会出现发展战略的范式转换？

　　第三问：如何评价国家（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这种评价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具有何种意义？

　　加藤弘之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色在于：（1）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权力，政府支配资源的绝对规模在不断扩大。（2）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3）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使得中国在没有出现严重损坏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实现了上述二者的良好协调。加藤弘之：《中国资本主义走向何方》，2008年末，未定稿。另一方面，吴军华认为，1993年以前中国的改革（即市场化）是以“国退民进”的方式进行的，而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与行政管理费用都大幅增长，“馅饼”的相当部分都被充用维持“大政府”了。在此基础上，吴军华进一步指出，1992年以后的改革，使财富集中到垄断国有企业与国家干部手中，现在已经产生了以维护既得权益为最高使命的“官制资本主义”。这导致如下结果：即“用棒球用语来打比方的话，就是从规则的制定、选手的选定到结果的裁定等一切事务都由党与政府等官方机构进行决定”。吴军华：《静静的革命》，日本经济新闻社，2008年。是否真的产生了“国进民退”的状况呢？对此，李强也强调30年间所有的基本理论、政策原则、具体政策等改革措施都是由政府主导推进的。姚洋：《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由来》（一—结束编），2008年9月11、17日，10月2、9、22日《南方周末》。但是，上面也已经谈到，姚洋则强调与其说是政府介入市场，不如说政府并不代表某一集团的利益，而是站在整体利益上保持中性，这对高速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我们的问题之一是，“强大的国家”、“大中央”是否在一切领域都得到贯彻？90年代以后的中央政府在教育、福利、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是进行了任务下放还是甩掉包袱？问题之二是，上述中央主导的改革在今后是否会继续进行，国家以及中央是否能够具有统率能力，是否能够维持“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