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革农村经济政策的初步实践

　　正是在诸多反思和困阻的交织中，密云县变革农村经济政策的实践开始了。当然，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实践还是初步的，或多或少还有些缺陷，但毕竟为农村经济政策的解冻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对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困阻，密云县根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理解，不同程度地对干部群众做了思想政治工作。例如，在2月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县委领导同志指出：“什么叫‘左’和右，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验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大胆工作”，“要用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要怕社队‘冒尖’，不要怕农民富”。对“张浩来信”事件，有些社队也进行了抵制，例如塘子公社当即召开大队书记、大队长紧急会议，按中央两个农业文件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肯定“当前各大队制订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没有错”，“不会改变所有制”。《密云县工作简报》第3期，密云县档案馆1—3—1468。

　　自1979年7月开始，密云县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这场讨论“发展很不平衡”，“一部分干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况还没有解决”。10月，密云县委发出《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意见》，指出：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错误思想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大家从实践出发”，“认识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按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办事，才能贯彻执行好当前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密云县委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的意见》（1979年10月18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62。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促进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到1979年底，“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单位比较重视这一讨论，开展得比较好，效果较显著。如西田各庄公社，通过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全社七十九个生产队，已有六十四个实行岗位责任制，六十个生产队实行了联系产量划分作业组的办法，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农活进度，提高了农活质量”《关于贯彻市委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的几点意见（草稿）》（1979年12月），密云县档案馆1—3—1472。。

　　2落实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密云县委根据中央两个农业文件，要求全县“最迟在新年以前把各种责任制建立健全起来”。为此，密云县采取了不少积极的办法，密云县主要领导还强调和鼓励采取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要求各级主要干部到一个大队或生产队长期蹲点，带动工作；并特别指出“实践已经证明，凡是经营管理搞得好，联系产量责任制推行面大，生产成绩显著的公社，都是这么做的”。《县委书记梁钧华同志在三干会上的总结讲话》（1979年10月26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66。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生产责任制的选择和建立上，密云县并没有做出过多的限定，而是积极地引导，要求“产量责任制，要经过干部群众充分讨论，队组签订合同，保证兑现。无论那（哪）种形式，都要在生产队或小组的统一支配下，实行田间管理个人岗位责任制”。例如，太师屯公社对建立责任制的指导，就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土地联片、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实行小组产量责任制；土地联片、但规模比较小的生产队，不划作业组，田间管理责任到人；20来户的小队，实行产量责任制；“居住在深山峡谷、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实行包产到户”。《密云县工作简报》第23期，密云县档案馆1—3—1470。

　　经过密云县的努力，到1979年冬至1980年春，90%以上的基本核算单位建立起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建立了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的占81%。《在中国共产党密云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80年8月13日），密云县档案馆1—3—1507。全县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多达八种形式：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以产计工，全奖全赔；包工包产、超产分成；专业承包，按净收入计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田间管理、责任到人；地段承包，联产到劳；单项作物包产或包干到户。

　　3其他方面的初步实践

　　密云县对于变革农村经济政策在其他方面也做出了努力，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积极引导创办社队企业。塘子公社发展社队企业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生产队不顾条件和可能，盲目办企业的倾向。水峪大队5个生产队当中，有3个要单独办企业。公社“引导干部和群众，回顾过去有些生产队盲目办企业，由于人力和资金的限制，造成企业赔本、农业减产的经验教训”，认为：水峪大队本身劳力不多，在机械化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再分一部分劳力办企业，必然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企业也办不好。这样，水峪大队最终决定由大队办一个机砖厂。《密云县工作简报》第3期，密云县档案馆1—3—1468。这些社队企业正是乡镇企业的起源，后来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两项伟大创造”。

　　第二，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密云县按新的生产方针对生产进行了调整，农业上压缩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花生种植面积；在林业上提出集体造林、责任到户，“在缺柴烧的大队营造薪炭林，如洋槐等，采取队户合造，收益分成的办法”；“畜牧水产上，要推广西田各庄八队养猪、河漕四队饲养大牲畜、西白莲峪四队养牛、西学各庄一队捕鱼等责任制；机电要推广季庄大队机电组、岭东大队机车定额管理和四街大队机务队单机核算的责任制；养蜂上要推广后栗园大队蜂场‘四定一奖’的责任制”等。《高华兴同志代表县委在三干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24日），密云县档案馆1—3—1466。

　　四、小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密云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春潮涌动，开始了解冻农村经济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取得较好效果。1979年，密云的农、林、牧、副、渔各业产量大幅增长，完成任务超出当年计划，据当年10月的预算，社员平均收入就达109元，比上年增加3元多。同上。密云农村改革启动的效果虽然没有安徽和四川等地突出，但构成了对安徽和四川等地的潜在支持，也正是整个农村改革的前进基础。

　　1979年密云农村改革启动的情况，代表了全国大多数农村的普遍状况。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的进程较为一致。邓小平曾说：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密云就属于“开始搞并不踊跃”的在全国占绝大多数的那部分，直到1979年底，才在深山独户实行包产到户。第二，改革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较为一致。密云在农村改革启动中，最主要的困难是来自思想上的阻力，改革前进中首要解决的也是思想认识问题。这在当时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邓小平就对此说过：“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第三，改革发展的潜力较为一致。密云和全国大多数农村状况一样，虽然农村改革启动有诸多问题，但是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存在稳定前进的趋势，为后来的改革也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密云1979年启动农村改革的考察，还可以看出中国农村改革的特性。在农村经济政策变革中，有很多措施不尽如人意，但改革的具体目标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确，而是强调群众自愿、形式多样，由实践去证明哪种方式最好；同时大力推进思想解放，坚持真理的检验标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改革的最主要困阻。这就给改革政策制度设计预留了广泛的空间，确保了有一个“试错”、“纠错”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改革的特性。在1979年密云农村改革的实践中，有些生产责任制形式就推行受阻，最后也没有巩固下来，从而说明生产责任制形式还需要进一步符合农村实践，才能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1980年，密云开展怎样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的大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前进，最终在1981年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胡耀邦所说：“三中全会决议写了那么多，哪能条条都落实？到了农村，就是‘放开了’！‘放活了’！一个‘放’的精神下去就解决了问题。”《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指出：“下放权力，这一点已为农村改革所证明。”30年过去了，农村改革现在仍在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放”，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