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钟瑛，民建北京市委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记者：钟老师，您好！作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您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主要关注的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请问您提出这一提案的初衷是什么？
钟瑛：我这次的提案是要呼吁各级地方政府建立“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中共十八大赋予新世纪新阶段“三农”问题的新内涵。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向城镇化转变。中共中央已经多次在一号文件中强调表示了对农民增收的高度关注。因此，我认为各级地方政府必须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的着力点。
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严重滞后
记者：在当前条件下，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实中，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正能量严重滞后。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钟瑛：从理论上说，城镇化政策确实应当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策措施不科学或不合理的情况下，城镇化为农民增收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具体体现为四点：
一是向城镇转移的高成本，影响农民增收。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要支付迁移成本。向城镇的迁移影响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制度约束成本、就业成本、生活成本、机会成本、风险成本等。
二是不少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机大量征地，大搞“圈地运动”，损害农民的土地收益。首先，城镇化运动造成大量耕地非农化。尤其是在近几年更是兴起“圈地运动”风，导致农用耕地的急剧减少，资源浪费严重。原本加剧的人地矛盾更加恶化，农民对于土地使用权的收益随之锐减。其次，不少地方政府公开提出要把土地作为政府的第二财源，通过土地批租筹集建设资金，甚至提出“以地生财，以地兴镇”的口号，以发展城镇化为名，大搞“圈地运动”，通过大量攫取土地增殖收益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实际上，土地的资产收益率是很高的，但大都为地方政府所据有，给农民的征地补偿费不仅低，还常常被乡镇政府乃至干部个人截留，农民耕地的出卖并未给其真正带来可观的收入。
三是农村中大量生产要素流失，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高素质农民转入城镇，造成农民整体素质下降。这也是苏联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之一。其次，农民迁入城镇，造成大量农村财富流失。一些有一定资金积累的农民进入城镇后，会从农村带走大量的财富资源，如有形的货币资金和家庭生活设施、无形的生产财富的能力等，形成农村资金的非农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是城乡差距拉大，导致农村地区的衰退。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采取了城镇内部繁殖策略，城乡之间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我国推行内部繁殖的城镇化，大多数城镇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得益于行政力量，并不符合经济区位优势和交易成本最低法则。城乡差别的拉大，使农村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相对恶劣， 农民增收难上加难。
城镇化的负面效应源于综合政策的偏差
记者：您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钟瑛：我国城镇化推进对农民增收的正能量严重滞后，长期影响显著。我认为原因有四点：
第一，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过程，城镇化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在短期内农民由于未能及时适应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缺乏必要的生产技能，生产效率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只有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劳动生产率水平有所提高，才能促进农民增收。
第二，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不足，农村城镇化建设需要直接从农民手中募集基本建设基金，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过缓。
第三，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并且受到小农意识的影响，经营能力较差，竞争意识不强，这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城市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城镇化建设虽然能有效地提高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企业经营能力，但思想意识以及经营能力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过程。
第四，城镇化建设初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政府未能对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致使无任何保障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
总言之，实践中的负面效应并不是城镇化过程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综合政策措施的偏差和失误。各级地方政府应加强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必须采取必要政策措施消除其负面影响，以充分体现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正相关效应。
要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协调、均衡发展
记者：要协调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您有哪些建议？
钟瑛：城镇化过程，既是生产力要素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过程，是深刻的社会大变革。对于这场变革，既要遵循规律，顺应发展，又要统筹协调，量力而行，在政府可承受、农民可接受、发展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因此，要协调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各级地方政府应及早制定明确“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多元化、非均衡、综合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并付诸实践。
第一，明确“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所谓“以农民收入增长为先导”，就是城镇化发展的第一要务是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着眼点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这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根本目的；“多元化”，就是要求目标模式的多样性，而不应采取单一模式去推进城镇化发展；“非均衡”，是指各期主攻方向不一，各有侧重，逐级递推，实现战略的阶段性；“综合发展”，则是就效益而言，近期以经济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中期以社会效益为主，远期以生态效益为主。
这是一条更有利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能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增收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既符合城镇化发展的时间递进和空间梯度规律，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除了对农业实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外，必须减少农民数量，使一部分农民转移到城镇，通过务工经商、兴办实业、资本经营，直接增加收入；同时，按目前农业资源可容就业水平来推算，即使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经济收入也基本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仍留在农村的农民就能相对增加收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第二，明确“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城镇化发展战略应遵循的基本准则。
中国的城镇化既有顺应世界潮流，肩负参与全球竞争的重任，又有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任。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创新思维、拓展思路，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战略时，必须坚持农民持续增收为先导的原则，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树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观。
一要坚持“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的城镇化发展观。在制订和实施战略的过程中，要把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所涉及的所有关系的首要关系，在指导思想、战略层面和工作布局上高度认识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真正把农民收入增长放在城镇化发展工作的首位。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绝对不能以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要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为城镇化发展的第一要务，通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来带动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二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城镇化发展观。统筹兼顾是典型的政府行为，统筹兼顾的城镇化发展观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政府行为规范。统筹兼顾的城镇化发展观，就是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用“统筹”的理念来解决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三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观。城镇化发展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实现宏观经济的政策目标，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手段和工具，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体国民的全面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观，就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有参与发展的愿望、有参与发展的能力、有参与发展的机会、有参与发展的岗位。通过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城镇化发展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在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必须对不同规模的城镇发展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并在实践中致力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克服城镇化进程中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状况。同时，城镇化发展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发展滞后固然不行，但城镇化发展超前也不是理性的行为选择。
五要坚持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是指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平衡发展。推进城镇化，应着力于实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及良性互动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各级政府应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有利条件发挥城市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尤其要加大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使农民收入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一定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落实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精神实质，增强中央政策执行力，推动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协调、均衡发展。
记者：谢谢您对城镇化问题的深入解读，希望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真正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
责任编辑：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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