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四大城市难题

　　王荣去年履任深圳市长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曾感慨地说，自己过去多次来深圳，感觉深圳很漂亮、很现代，“结果我到深圳来做代市长，跟秘书坐着出租车转了几圈，发现深圳还有那么脏乱差的地方，不敢相信。”

　　尽管深圳作为都市的发展只有30年，但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失误也产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在唐惠建看来，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四方面制约发展的困境。

　　其一，城市规划和管理存在不足，使违章建筑和公共安全难以破解。

　　在深圳宝安区白石龙村，本刊记者看到近百座十几层的“接吻楼”、“握手楼”见缝插针地塞满了整个村子，楼与楼之间宽不过通行微面车，窄处仅容一人，有的甚至防盗网相互紧贴。一位老伯指着自己照看的一栋17层90套的“握手楼”，告诉本刊记者，“房东现有5栋这样规模的楼，如果拆迁补偿，估计上亿。”他现在最拍火灾，“这要着了，一定是火烧连营，干瞪眼没办法。”

　　据2004年统计数据，深圳全市拥有这样的违章建筑达2亿平方米。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调研报告分析说，“对于土地资源已经极为紧张的深圳而言，违章建筑的蚕食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直接障碍。而且违章建筑集中的城中村，火灾发生率高于其他厂区、小区达三四倍以上。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有的成了不法分子最好的藏身之地，俨然成为违法犯罪、黄赌毒的温床，成为无照经营、地下加工厂、‘黑诊所’、计划外生育的集中地。”

　　其二，没有像“亚洲四小龙”那样，从一开始就注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错失机遇。事实上，深圳改革之初，各方面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时隔仅两年，1983年就创办了深圳大学。1984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深圳看到了深圳大学新校区破土动工，回京后特别叮嘱深圳，“你们一定要办好深圳大学。”

　　但是，现实是，深圳30年来不但没有一个可以比肩新加坡国立大学或香港中文大学这样国际水平的高等学府，甚至也没能办出国内一流水平的大学。《深圳经济特区2010年发展报告》评述说，“深圳的科教资源和人才储备，与京沪两地根本不能相比，也落后于广州、武汉、西安和南京等城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势必导致深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

　　其三，在土地和环境管理与保护上力度不够，30年快速发展付出了较大的土地资源和环境代价。数据显示，深圳土地面积1991平方公里，现在剩余可开发用地不足200平方公里。按照过去每年3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深圳可建设用地将于5年内耗尽；深圳还是全国最为缺水的城市，人均淡水资源仅为全国的1/9，75%的供水靠市外调入。

　　目前，深圳是全球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据3月初《福布斯》杂志数据，深圳仅次于孟买、加尔各答、卡拉奇、拉各斯，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名列第五，远高于12400人/平方公里的上海和11500人/平方公里的北京。这使深圳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和公共安全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唐惠建说，特别是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严重倒挂，人口素质偏低，人口因素与城市不协调、不平衡严重影响到城市服务化和现代化进程。

　　其四，近两年，随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的增加，深圳的人才吸引力大为削弱。据呙中校测算，如果以香港中区为中心，来估算深圳关内关外的价格，会发现深圳关内2万元/平方米的均价已经超过了香港新界北区的水平，接近新界与九龙之间的水平。

　　他认为，房价问题、户籍政策、社会保险问题，这是近几年来深圳最大的三个问题。目前深圳房价高涨，对外来人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收入减少、开支增加，加上户籍制度，人是很容易离开的。”同时被深圳抛弃的，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地价的上涨，人力成本的上升，让这些中小企业的商务成本急剧上升，不少企业选择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干脆关门大吉。

　　而且，由于深圳的薪金水平与北京、上海相比逐渐失去吸引力，加上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使得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减弱。也正是因此，深圳组织人事部门牵头制定了“孔雀计划”，期望“孔雀东南飞”的现象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