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2008年发达国家的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一种借鉴与参考。欢迎全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同仁们关注、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这一工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而共同努力。
本年度报告设立的专题有：
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二．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研究与介绍
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
四．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五．收入分配问题
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
七．政府与市场和宏观调控问题
八．政治经济学教学状况的新进展
九．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
十．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
参加本报告编写工作的有：邱海平、张宇、郑吉伟、赵峰、沈尤佳、张晨、蔡万焕、王娜、李怡乐、靳晓春、秦韬、王婷、徐玉立、吴晓迪、李亚伟、冯志轩、马慎萧、李晓晨、苗奇、牛耀辉、施戍杰等。对参与本报告审阅与修改工作的其他专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2011年，我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主要在价值理论、经济危机、虚拟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分述如下。
1、劳动价值论研究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也是长久以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2011年，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2011年，蔡继明、李亚鹏等学者继续对基于劳动异质性的“广义价值论”进行表述，并从劳动异质性的角度对劳动价值论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折算做了新的解释。[1]对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孟捷指出，虽然新解释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某种便利，但其基本定义仍存有重大理论缺陷。[2]不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赋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的解释，而裴宏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起点”和“逻辑结构”，并结合一定的思想史素材，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实体”和“形式”的对偶，以及在这个观点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解释，还指出了劳动价值论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两个论题。[3]
在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15次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在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方面发表自己的见解：丁堡骏认为萨缪尔森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所谓“里昂惕夫和斯拉法时代”的批判，只是通过抹去经济体系中的价值转而写上价格，并不能否定马克思的价值转形学说；许光伟认为劳动价值论不限于形成“劳动决定价值”、“价格指向价值”等简单性认识，其理论假说主旨在于立足实践领域，寻求主体和解的社会途径，通过建立理论(认识)和方法(逻辑)的有机统一，开创人类发展的开放结构；朱宗炎认为恩格斯首先阐述并由马克思加以进一步阐发的价值决定理论，从本质上概述了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崔占峰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除了对“时间”和“劳动尺度”的规定性外，还隐含着对“劳动”在质和量上“必要”的基本规定；岳宏志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出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我们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多年误解都是源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误读；薛韬提出风险资本中人力资本投入实质上也是一种人类脑力劳动投入，这种劳动投入凝结形成商誉和无形资产两种衍生产品，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商誉和无形资产获得社会定价，风险资本较一般财务资本的高收益部分就是社会对于人力资本当中人类活劳动的价值认同。[4]
关于价值创造，孟捷在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论证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可能存在的正和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人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只是说明资本与劳动的零和关系的片面观点。经历了有关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长期争论，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孟捷以此为基础，为运用“成正比”理论奠定了经验的前提，并进一步将正比理论运用于分析以技术变革和劳动复杂程度提高为基础的价值形成过程，并据以论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正和关系得以实现的经济条件。 [5]
同样在价值创造研究方面，张忠任认为在劳动价值论研究上存在着三个似乎互为悖论的命题：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张忠任对这些悖论进行理解并解释，还以此为基础对一些现实经济问题做出了一些新的解释。[6]
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社会的新发展也是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王学先、曾光荣讨论了物化劳动与价值创造、价值量的衡量、劳动价值论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价值创造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并指出，要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必须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采取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化，才能使劳动价值论更加符合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7]同时，郭伶俐等从批判西方劳动理论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当代发展，在其《当代西方劳动理论批判--兼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当代意义》一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劳动理论为基础和指导，对当代西方劳动理论的主要类型即工具性劳动概念和交往行为理论、符号化劳动理论、知识劳动理论以及共识性劳动理论进行反批判，在反批判的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当代意义。同时，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视野，以批判和对话的方式，尝试发现和吸取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和劳动理论中的一些相对合理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当代发展进行初步的、尝试性的思考和探讨。[8]
2、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经济危机理论同样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在第四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云南财经大学薛宇峰教授通过技术进步、利润率下降与置盐定理相互关系的剖析，指出正是由于置盐定理设定了不合实际的假设前提条件，才得出了批判马克思利润率下降和否定马克思经济学危机理论的结论，因此并不具有现实的说服力。对于如何解释当前的经济危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认为应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根源理论，即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两重性理论和方法来认识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根源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既是从生产关系一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和怎样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分析，也是从生产关系特殊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9]
另外，在对经济危机与利润率周期的实证研究方面，谢富胜，李安，朱安东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纳入利润率公式，结合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货币和信用因素，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新的综合，并指出利润率的周期性下降揭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机制。同时，他们的经验研究表明: 1975-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并未有效恢复;非生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的利润份额下降是利润率周期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其根源是生产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重组和之后的弹性化。在利润率长期停滞条件下，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形成了新的金融化积累模式，不得不依赖流动性的增长，使美国经济更加脆弱。美联储促进金融化积累和维护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必然引发当前的危机。[10]
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危机的阐述和争论，周思成从经验、理论与现实三个层面对关于利润率与金融危机之间关系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学者的观点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和介绍，并对争论本身的理论意义与前景做了评论和展望。[11]
3、虚拟经济研究
在发达国家资本金融化、虚拟化过度发展并产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学者在2011年进一步加强了对虚拟经济问题的研究。
刘晓欣试图为金融危机提供一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这个解释既包括了系统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也包括了个别风险与系统风险的内在联系。系统风险是个别风险社会化、系统化积聚、积累的结果，系统风险的积累则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系统风险的积聚和扩散不但与放松金融监管直接相关，而且与虚拟经济的独特运行方式以及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密切相关。正是美国的核心经济从制造业转变为金融与房地产服务业导致了美国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而价值化积累则为金融资产的膨胀，流动性膨胀以及投机活动的猖獗铺平了道路，监管的放松既是这种经济运行方式改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促使系统风险不断积聚的催化剂。[12]
刘骏民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美国经济虚拟化现实进行分析，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依赖于经济学的数学化发展的一般均衡理论、货币中性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成，而这一种理论模式直接导致美国经济中的就业岗位创造与GDP创造严重脱节的二元化经济模式，这使得假定GDP创造与就业创造一致的经济增长理论完全脱离了美国现实经济。而马克思关于资本均衡配置先于价格决定，更有利于我们建立符合实际的资源配置理论。据此，刘骏民认为，正在形成的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包括描述货币变量直接创造GDP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有条件的承认“货币非中性”，在客观描述虚拟经济资金配置功能和风险积聚与配置功能的基础上，重建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13]
与往年的研究相比，我国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抽象的理论，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劳动价值理论仍将是持续的研究重点。但是，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应该更多地结合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进一步扩展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例如，应该加强对资源的价值问题、纸币制度条件下的商品价值表现及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式的重新表述问题、文化和知识商品的价值等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不应该过多地受到西方学者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路径和内容上的限制，而是应该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和新领域。只有这样，我国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才能达到世界政治经济学的先进水平。在政治经济学其他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也应该更多地体现出时代特色和更加注重经济实践的特点。
4、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倾向，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国刚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研究了西方经济学不涉及的方面，并总结出关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生产资料所有制、商品价值、企业经营、社会再生产、金融、地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剩余产品和自由时间以及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这十个方面的理论，而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包含了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因此，对其的学习、运用和创新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14]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白暴力认为，经济学的发展需要通过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吸收营养、吸收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四个方面来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经济继承、发展和改造。[15]
简新华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现有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的不足，指出创立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并提出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困难问题和发展前景。[16]
逄锦聚对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进行了如下总结：第一，揭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两大主要问题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促进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第二，揭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和趋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第三，为所有经济学科的繁荣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学要不负历史使命，实现新的创新与发展：一要紧紧跟上时代和实践发展的步伐，发挥我国实践的独特优势，创新经济理论。二要继承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独特优势，创新经济理论。三要扩大开放，广泛吸取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兼容并蓄，实现创新和发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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