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结果促进了社会的利益,使经济持续增长,其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就是17世纪于欧洲兴起的现代科学和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提升了生产技术的水准,而科学研究的成果使技术取得持续进步的可能性。有持续不断的进步,才有持续不断的经济成长,就是所谓“现代经济成长”。这是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以前所没有的现象。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曾经说:中国虽然富有,但却没有进步(成长)。

　　斯密所说的公平近似儒学所说的义。个人在追求自利的过程中维持公平的原则,犹如明代士人“弃儒入贾”所强调的“以义制利”。不过务实的亚当·斯密对人的利他意志并不是很有信心,他宁愿让市场发挥公平的作用。企业生产过程中,不论购买原材料,出售货物或劳务、借钱、租房子、聘雇员工、都各有其市场决定买卖双方都接受的价格。不过问题是,市场不是都公正可靠；市场有时候被垄断或操纵。我们如果太鼓励追求自利,有时候会牺牲公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让利牵着鼻子走,以致侵犯到别人的利益,当然会引起怨恨,甚至发生冲突，让大家都受到伤害。

　　此外,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资源耗竭的问题,在斯密的时代尚未受到重视,然而，孟子已经注意到了。孟子强调不能“竭泽而渔”,也就是缺少所有权的公共财富使用问题。由于无人主张所有权,所以缺少市场和价格节制,只有靠伦理或外在的规范来约束。

四

　　按照亚当·斯密人生三美德的说法,财富可称为经济价值,地位和名声可称为社会价值,合称世俗价值,公平和仁慈可称为伦理价值。

　　人的行为一方面受价值引导,一方面受规范约束。社会的价值系统(valu e sy ste m )如果对各种价值有平衡的安排,使社会分子在追求功名利禄、世俗价值同时也重视伦理价值,社会就可以在富裕进步中，维持和谐,增进幸福。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热衷于追求快速经济成长的文化中,经济成就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经济价值高于一切,伦理价值日愈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追求财富,不择手段,弊端就会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形下,自利不能充分达成公益的目的,利润也不能完全反映对社会的贡献,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众院政府改革监督委员会主席魏克曼(HenryWaxman)责问雷曼执行长傅德(Richard Fuld)说:“如今你们的公司破产,我们国家陷入危机,你自己却弄到四亿八千万美元。我问你一个基本问题:这样算公平吗?”

　　2001年12月安隆案爆发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迅速通过沙宾法(Sarbanes-OxleyAct),加强公司和外部监督。企业经营是否从此可以弊绝风清?答案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美国麻州理工学院的梭罗(LesterThurow)教授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那些为了防范弊端发生所设计法规,就像还在打上一场战争的将军,这些法规如果存在,今天的弊端就不会发生,但不防止明天的弊端,因为明天的弊端会从新的漏洞出现。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外来法规的节制虽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心对伦理价值的坚持,让我们有所不为。这正是儒家思想对当前这个功利社会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地方。

　　孙震先生简介

　　孙震，1934年生，山东省平度县人。台湾大学经济系与经济研究所毕业，曾任台湾大学校长，台湾新竹工业研究院董事长等；现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台湾“中华企业伦理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主要著作有《总体经济理论》、《成长与稳定的奥秘》、《迈向富而好礼的社会》、《台湾经济自由化历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