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孔子博学多能,“多能鄙事”又懂得各种技艺,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有人知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更不用说技术进步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论语》樊迟请学稼,孔子说他不如老农,请学圃,他说不如老圃,孔子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

　　孔子更重视的是礼乐教化。《论语》有另外一段故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自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儒家所追求的是完美的人格,成就德才兼备的君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机会就“出仕”为国家做事,为百姓谋福利,没有机会就独善其身,凭着高洁的人格和丰厚的学养,一样可以自得其乐,活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人生还有比财富(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价值。

　　最近恰好读过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第三章《近世中国儒教伦理与商人精神》(pp．43-58),让我引用余先生的高见,在这里补充一下。余先生认为:大体来说,自汉至宋,儒学思想对商业与商人保持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代的朱熹认为经商致富足以害道,对于子弟经商只给予维持衣食无虞的最低限度。明代的王阳明虽然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但又说治生“不可以为首务,徒起营利之心。”只有“调停得心体无累”,我猜想就是对金钱不放在心上,才能“不害其为圣为贤”。十五六世纪中,中国市场经济活跃,越来越多人“弃儒入贾”,他们“以义制利”,以正常化营利的行为,使赚钱合于“道”,而赚了钱从事公益活动,觉得并不是只有“治国平天下”才有贡献,商人一样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2001年我在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看到一副对联:

　　“非必杀身成仁,问我辈谁全节义;漫说通经致用,笑书生空谈春秋。”

　　商人一样有高洁的人格。“山陕会馆”位于古运河之畔,为清初山陕商人所建,正殿供奉关圣帝君,关羽忠义诚信正是正派商人仰望的典型。

三

　　说到资本主义,大家可能立刻想到资本主义经济第一位理论大师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一句名言: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冥冥中如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带领达成社会全体的利益,而且比蓄意达成社会利益更有效。这就是斯密的私利公益调和说。

　　为什么追求自利可以达成公益?在什么条件下追求自利才可达成共益?难道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抢劫、欺骗,也可以达成共益吗?当然不是!斯密是苏格兰格拉斯高(Glasgow)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在当时伦理学和经济学都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

　　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性有利己的成分,也有利他的成分。利己让我们追求财富以及社会地位与名声,由此引申出“审慎的美德”(the virtue of prudence)。为什么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成为美德?因为人要生存发展,不能不有一点物质财富,而人在社会中需要被认同、被肯定,有一点地位和影响力,觉得活着有意义。难道不能照顾自己由别人照顾自己才算美德吗?利他出于同情,看到别人幸福感到欣慰,看到别人不幸感到悲哀,由此引申出公平的美德(th e v irtu e o f ju stice )和仁慈的美德。公平是不减少别人的利益,仁慈是增加别人的利益。斯密的同情很像孟子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这是人性的本能。就像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但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所以，斯密宁愿借助利己的努力去达到利他的目的。这是斯密和中国儒家最大的不同。用现在流行的话说,真是颠覆了传统的想法。

　　在利他的美德中,公平是积极的义务,必须要求;仁慈是非积极的义务,只能期待。社会如能进入仁慈的境界,当然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公平。公平才能和谐无争,使社会在安定和秩序中产生效率。斯密《国富论》中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如果未伤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则唯有为社会创造了新增的利益,自己才可能得到利益,而他所创造的利益,才是社会净增加的利益。

　　任何生产事业,不论工业和商业,必须为社会创造增加的价值,自己才能从中取得一部分作为利润。市场上的竞争汰弱存强,使社会有限的资源流入效率最高因而利润最大的事业,使所有生产事业创造的总产值最多。因此我们不必每天想着如何利他,如何对社会有贡献,只要努力而又公平无欺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有效成就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说,我们得到晚餐,并非由于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对他们自己有利。这是何等简单有效的机制,不过如果生产者和享用者都存着感恩的心,社会就更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