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变化及其国际战略的调整（1956－1966）

　　从1956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由于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第三世界本身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国际战略中对第三世界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第三世界的作用日益增强。这是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

　　1.从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国秉承万隆精神、开展和平外交最为专注的时期。毛泽东表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46页。】然而此后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在一些方面受到了挫折。在同美国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后，中国又向华盛顿表示了其他姿态，但是杜勒斯却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台湾问题的根本分歧，中美大使级谈判陷入僵局，中美两国长期交恶。另外，中国在中日关系方面的努力，也未获得日本政府的热情配合，特别是岸信介政府强调在台湾对蒋介石表示支持，强调日台合作，使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国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松动的关系未获发展，反而因中国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使中国同英法的关系更加紧张。可以说，1956年以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进一步改善，反而有所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转而强调说：“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7页。】并且于1957年9月提出外交政策三项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他还对此作了说明：“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8页。】这明显流露出他对西方国家的失望。

　　另外，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谐之音。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在波匈事件后的再次协调并没有持续多久，两国又开始出现摩擦。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莫斯科期间，发表了他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著名论断——“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载195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乐观地认为美帝国主义和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种观点使得正在谋求国际局势缓和的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极为不安。在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问题上，中苏也发生了争论。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他坚持自己的“两手论”：一是尽量争取和平过渡，二是准备暴力革命。【转引自阎明复：《胡乔木和两次莫斯科会议》，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然而，苏联并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由于在两大阵营中交往的不顺利，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中国外交中的不时之需。

　　这时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是最令毛泽东感到振奋的事情。第三世界国家在“万隆精神”的鼓舞下揭开了斗争的新篇章。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是在亚洲，以印度和中国的独立与解放为突出代表；那么这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在中东和非洲更为引人注目。尤其是1956年开始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1957年初进入高潮，埃及同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公开叫板，并且开始联合叙利亚、约旦、沙特等国反对美国的“中东真空说”，体现了第三世界反抗西方的勇气，而其胜利结束更使毛泽东深受鼓舞。另外，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激烈进行；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加纳等国相继独立。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也于1958年开始实现自治和独立。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增强了毛泽东的革命信念。毛泽东在莫斯科为他上述“东风压倒西风”的理论举出的10条理由中，有8条就涉及到第三世界。因此可以说，对第三世界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中苏理论分歧之一，而反过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受到的挫折又促使毛泽东越来越重视第三世界。

　　于是，在同西方的继续敌视中，在同苏联的理论分歧中，毛泽东开始把目光投向第三世界，重视同它们的交往，并且鼓励它们的反帝斗争。中苏两党的理论分歧，进一步发展到两党关系和两国关系的摩擦与冲突。1958年和1959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后，毛泽东逐渐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8页。】对于苏联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11页。】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中渐渐加大了砝码。新中国同第三世界的交流、团结和合作日益重要起来。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虽然仍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依托，但也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寻找新的力量，开始将无产阶级的国际使命同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2.1958年之后到1962年前后，毛泽东开始把第三世界视为新的革命动力。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仅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使这一年以“非洲独立年”载入史册。1962年，阿尔及利亚经历长期的解放战争后获得独立，这是非洲大陆民族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在美洲，最引人注目的是古巴。古巴于1959年进行“七•二六”运动，建立了卡斯特罗政权。随后，卡斯特罗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国内改革措施，引起了美国的干涉。古巴从此成为美洲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也成为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在亚洲，印度支那的局势更加复杂。印度、印尼等国开始相继收复老殖民帝国仍旧霸占的一些国土。1962年，印尼收复西伊里安。此外，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也开始了某些联合与合作。1961年举行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将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确定的亚非联合，发展为亚非拉的世界性联合。

　　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让毛泽东反感和不安。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宣扬苏美在许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局势”的“戴维营精神”，主张裁军。随后赫鲁晓夫从美国直接来到中国，在30日的国庆宴会的讲稿中暗中教训中国，“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47页。】。这引起了中苏双方领导人的激烈争吵。毛泽东开始在内部尖锐批评说：“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01页。】对于苏联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并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看似不偏不倚实则偏袒印度的态度，毛泽东十分愤怒和失望。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莽撞和软弱也使毛泽东很不以为然。面临着美苏缓和的形势，一直处于两大阵营冲突前线的中国于是以革命外交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外交的尴尬局面。

　　1958年2月改由陈毅元帅任中国外长时，毛泽东已经在酝酿革命外交了。1958年中国对于中东事件的反应以及炮击金门，就是革命外交的一次尝试。然而1959年到1960年初，由于“大跃进”后在国内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也由于与苏联的关系大体保持友好，中国的外交主张仍然是和平与缓和。中国越来越加强了和第三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但当时毛泽东在言辞中并不强烈主张它们反帝，更没有提出反对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政府，甚至对于中印关系，他都再三说：“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76页。】然而随着中苏之间矛盾的加深，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他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成熟。1962年2月，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开始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面的重大建议，包括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量力而行的建议，被毛泽东批评为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观点。1963年以后，他进一步把这种观点概括为“三和一少”。自此，党内有关缓和路线的观点遭打击而沉默。毛泽东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革命外交观点占据了上风。至此，毛泽东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的坚定支持态度完全形成。

　　毛泽东革命外交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支持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要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责任和民族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将第三世界作为新的革命动力来源，开始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关注和支持。他表明中国要“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是什么国家，什么政党”。【《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67页。】但这个阶段中国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还没有公开分裂。

　　3.从1963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毛泽东完全将中国归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进行全力支持。

　　1962年下半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对中印两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的局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63年，中国外交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苏之间相互的文字讨伐。中苏两党由于理论分歧所掀起的意识形态论战，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敌对和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展开了进一步攻势。自1961年5月，美国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展开所谓“特种战争”后，美国逐渐卷入对越南的战争。1964年，美国以“东京湾事件”为借口，开始对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战争挑衅行为。这一阶段，由于美国变本加厉的敌视态度、中苏论战的升级以及印度的恶意挑衅，中国受到了来自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多重威胁，形成了当代中国外交形势最为严峻的局面。

　　在这种艰难局势中，第三世界地区的独立解放运动更加引人注目和使人振奋。1961年至1968年，非洲又有17个国家相继宣布独立，英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在亚洲，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进入高潮；在拉丁美洲，继古巴独立之后，巴拿马开始了争取收回运河主权的活动，多米尼加反对美国干涉其内政；在国际组织方面，不结盟运动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此欢欣鼓舞。他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豪迈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国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为这一革命洪流而激动着，他们相信“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叶剑英：《远望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60页。】。他们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强。”【196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1966年3月1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以这种革命热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展开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毛泽东还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各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196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亚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实现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这一阶段，由于同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完全摆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他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完全将第三世界归为“我”方，并将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当作中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艰难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乐观估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也使中国有了新的同盟力量。所以第三世界因素是毛泽东国际战略逐步调整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国际战略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逐步调整酝酿了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