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片大好形势。世界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革命的觉悟日益提高，革命的力量也大大加强。”[1]“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动荡，反映了世界人民革命巨流的奔腾前进，特别是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风暴的猛烈兴起。”[2]

　　中国人民以这种革命热忱全心全意地支援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提出了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展开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毛泽东还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支持各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196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署名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将亚非拉第三世界比作“世界农村”，认为它包围着北美和西欧等“世界城市”；相信一场以中国革命为楷模的“全球性的人民战争”能够最终埋葬帝国主义，实现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目标。

　　这一阶段，由于同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毛泽东完全摆脱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局限。他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完全将第三世界归为“我”方，并将对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当作中国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艰难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对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乐观估计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同第三世界的友好交往，也使中国有了新的同盟力量。所以第三世界因素是毛泽东国际战略逐步调整的原因之一。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的逐步调整酝酿了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大转变。

　　三、第三世界因素在毛泽东国际战略调整中的作用以及战略调整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认识中应对客观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在此背景下积极打开外交新局面的主动尝试。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仍然包含他典型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有着对世界革命的热切期盼，体现出国际主义的崇高风范。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它们同中国的交往，对毛泽东国际战略的逐步调整直至根本转变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使毛泽东过于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作用，这是他逐渐改变对国际格局判断的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最初判断始于1948年提出来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到50年代中期，由于同亚、非、拉民族民主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毛泽东又重提“中间地带”。随后，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毛泽东从战略高度揭示了当时世界的基本矛盾和各种力量的对比。他认为在中东地区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3]。1957年，毛泽东开始将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号召“两种力量的团结”[4]。1962年，毛泽东更为乐观地估计第三世界反帝的革命要求，又对“中间地带”理论作了新的补充，认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5]。1963年又概括为“两个中间地带”或“两个中间世界”：第一个是亚、非、拉，第二个是欧洲、北美、大洋洲及日本。而中国属于第一个“中间地带”。这就是日后中国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作为自己外交的基本立足点的开端。“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可以说是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的雏形。他此时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已经和他70年代初所指的“第三世界”内容基本重合。当然，毛泽东对于国际格局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冷战背景、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同中国的相互关系的影响，但是第三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对它的乐观估计，同样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对国际格局判断的改变是毛泽东70年代初国际战略转变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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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民日报》1965年2月25日。

　　[2]  《大动荡是大好事》，《人民日报》1966年3月1日。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5页。

　　[5]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