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所以“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虽然在不同时期，这一判断有所差别，对战争估计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对革命的向往和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始终占上风。邓小平后来回顾道：“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2]在“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时代观和战争观的背景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充满着革命激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中对两大阵营对峙的分析，还是“三个世界”划分中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都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支持“世界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这一前提下。

　　另外，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模式。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善于灵活应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大师，表现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统一战线思想在毛泽东国际战略中的应用也是由来已久，无论是“中间地带”理论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一种对国际力量进行敌我划分的方法。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是中国国内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也是国际战略调整与转变的十年。在这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出现了分化；民族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高潮；中、美、苏三国关系有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当时西方流行的“三个世界”理论已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称为“第三世界”，这和毛泽东70年代初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基本吻合，因此本文就将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简称为“第三世界”。经过这十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不再把中国列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将中国明确划归为第三世界，并对于第三世界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赋予了殷切的期望。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的国际战略，都没有摆脱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维方式，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是在毛泽东这一思维模式下形成的，有相似的时代判断和斗争策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这两大理论，无论是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划分还是“世界革命”的目标和方式二者都有了巨大变化。相应的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盟友和对手也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国际战略从建国初的“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战略转变。而1956年以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正是这一重大转变的酝酿期。那么，在这十年中，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是如何逐渐调整的呢？这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认识的变化及其国际战略的调整（1956—1966）

　　从1956年前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由于国际环境、大国关系、第三世界本身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国际战略中对第三世界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第三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强。这是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

　　（一）从1956年以后到1958年前后，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第三世界

　　1956年前后是中国秉承万隆精神、开展和平外交最为专注的时期。毛泽东表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3]然而此后中国的和平外交努力在一些方面遇到了挫折。在同美国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后，中国又向华盛顿表示了其他姿态，但是杜勒斯多次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继续对中国进行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台湾问题的根本分歧，中美大使级谈判陷入僵局，中美两国长期交恶。另外，中国在中日关系方面的努力，也未获得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岸信介政府强调在台湾对蒋介石表示支持，强调日台合作，使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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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7页。

　　[3]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