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状况

　　（一）关于外蒙古前两次“独立”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沙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二是苏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22]；三是袁世凯与外蒙古自治[23]；四是外蒙古“独立”过程[24]。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存宽的《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一文。此前，许多人在论及这一史实时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外蒙古王公已于1911年宣布外蒙古“独立”并成立“大蒙古国”，但在俄蒙、中俄、中俄蒙之间签署的三个重要文件中，只确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并“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和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刘存宽在精辟阐述了这段历史之后指出：俄国不支持蒙古“独立”，它一手导演外蒙古“自治”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外蒙古“自治”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俄国对蒙古的侵略利益，并孤立和控制外蒙古，使之成为自己独占的保护和掠夺对象。[25]

　　苏俄与外蒙古“独立”的关系也是研究的一个焦点。比如，有人认为，“纵观横观苏联在中国抗日战争前后几十年的对华政策，苏联真实支持过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有功，功不可没。同时苏联在这一历史时期，执行的是极端利己的大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损害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过，过不可讳。”[26]还有人认为，“苏联在处理外蒙古问题上，表现了明显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27]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1921年的外蒙古人民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又是在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因此，可以说外蒙古革命的理论来源于苏俄。”[28]

　　关于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和第二次“独立”，史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后，外蒙的新一代民族分离先驱分子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积极寻求苏俄帮助，谋求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并得到了苏俄的支持。”[29]但也有人认为，“近年来，国内外有一种看法：说1921年外蒙古人民革命胜利是一股民族分裂逆流。把苏赫巴托、乔巴山等外蒙古革命领袖说成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等等。上述观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更不符合历史事实”。[30]

　　（二）关于外蒙古1945年独立的研究

　　雅尔塔协定

　　外蒙古独立与《雅尔塔协定》（亦称《雅尔塔密约》)密切相关。探讨外蒙古独立问题，不能不对《雅尔塔协定》作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对《雅尔塔协定》的研究著述颇丰，涉及《雅尔塔会议》及《雅尔塔协定》的各个方面。[31]与本文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是多数学者在著作和文章中论及的苏美两国签署《雅尔塔协定》的动机，以及与此相关的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目标、斯大林的远东政策等。

　　先看苏联的动机。有学者认为，“《雅尔塔协定》就是斯大林确保战后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具体化”，“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即通过无限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以赢得保卫中央俄罗斯的时间。”[32]另有学者认为，“使外蒙彻底脱离中国而独立，并进而将外蒙纳入苏联拱卫其在战后称雄东北亚的军事战略之轨，为苏联远东地区的和平建设提供最优国防条件是斯大林签订雅尔塔密约的又一重要原因”[33]还有学者指出：“苏联之所以出兵东北，其出发点是为了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失败后被迫放弃的沙俄原先在中国攫取的利益。”[34]

　　而美国签署《雅尔塔协定》则有两个动机：其一是想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35]；其二是换取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借此插手中国事务，谋求在远东的霸权[36]“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政策影响，一手促成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蒋介石接受《雅尔塔协定》为条件，换取苏公开许诺‘把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国民党政府。”[37]

　　苏俄史学界（包括亲历者）对《雅尔塔协定》的评价与中国学者相去甚远。乌斯季诺夫和札哈罗夫在谈到《雅尔塔协定》时指出：“三巨头达成的有关远东地区的协议成为会议上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对建设持久和平及战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协议为加快结束二战进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38]

　　中苏谈判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这是研究1945年外蒙古独立的核心内容，时间范围自雅尔塔会议结束开始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涉及这段历史并作出较深入研究的有四本书，即《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39]、《宋子文与战时外交》[40]、《宋子文评传》[41]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42]。这四本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上述著作以及其他一些论著的研究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雅尔塔会议前后，苏美在外蒙古问题上达成共识并联手对中国进行封锁，致使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对协定内容毫无所知；二是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签署友好条约等问题进行的九轮谈判，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外蒙古独立；三是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来龙去脉；四是斯大林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思想和言论；五是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后的所作所为；六是宋子文在中苏谈判前后的表现；七是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价。因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的第一条作一简略介绍。

　　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1943年有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开罗会议，参加者是中美英三国。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曾经就外蒙古的疆界历史问过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外蒙古原来是中国的藩属，但为苏联所强夺，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商谈解决。二是德黑兰会议，参加者是美英苏三国。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表示表示，一旦德国最后垮台，苏军就有可能把必要的增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与美英联合打击日本。斯大林有意参加对日作战的明确表态，引起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极大兴趣。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开始探询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底线。斯大林说，苏联人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等到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时再谈这个问题或许更好些。他补充说，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因为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还被日本控制的对马海峡所包围。丘吉尔听后马上表示，他认为像苏联这样广阔的陆地理应有一个不冻港作为入海口。罗斯福也表示，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实际上已在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问题上，拿中国的领土作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而斯大林所说待出兵时再谈他的想法，也为日后提出外蒙古独立作为苏军出兵的政治条件埋下了伏笔。德黑兰会议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展迅速。罗斯福十分渴望苏联能够尽快参加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尽快结束战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尔塔会议前夕，1944年12月14日晚，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第一次将对日作战的条件和盘托出。斯大林明确无误地告诉大使，他在德黑兰唯一未提到的事是承认外蒙古现状，即保持外蒙古为一独立主体。这个信号放出来之后，美英两国对苏联出兵的条件已经明了。雅尔塔会议期间共召开了八次全体会议，会议最终以签署《雅尔塔协定》而结束，规定苏军在欧洲战场结束二三个月内将参加对日作战，其参战的第一个条件即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月8、10日下午，美苏先后进行了四次会谈，讨论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第一次会谈（2月8日下午）是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私人会晤。斯大林表示，假如这些条件不能达到，他和莫洛托夫将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何参与对日作战。罗斯福积极回应说，他尚无机会和蒋介石商讨此事，但他个人认为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同时他表示，和中国人商谈有一个困难，这就是谈话后的24小时内，全世界将知道此事。斯大林则说，现在还没有必要和中国商讨。而在离开雅尔塔时，这些经过三国同意的条件最好见诸文字。罗斯福表示同意，罗斯福问，这件事应在何时与蒋介石商谈。斯大林回答，当他认为时机到来时，将通知罗斯福。至此，苏美两国在外蒙古“保持现状”，即实际上脱离中国这个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并在《雅尔塔密约》应对中国政府进行封锁一事上形成了默契。

　　从雅尔塔会议结束到1945年6月27日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前夕，在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国民政府为早日掌握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内容，先派蒋经国向苏联方面打探。2月26日，蒋经国在同苏联驻华代办斯克沃尔佐夫会见时，请他谈一谈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斯克沃尔佐夫说，会议公报中都公布了，并以此为由不愿多谈。蒋经国对这样的答复并不满意，继续追问会谈中是否讨论了远东问题？斯克沃尔佐夫则干脆予以否认。向苏联方面打探未果，蒋介石又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帮忙，同时，派出宋子文等要员赴美活动，竭力寻求美国的帮助，以增加对苏谈判的筹码。在如何向中国封锁消息的问题上，罗斯福实际上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斯大林有言在先，何时通知中国政府《雅尔塔协定》内容由苏联决定。因此，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赶紧将《雅尔塔协定》藏在白宫的保险柜中，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但与此同时，根据双方的约定，美国又承担着使中国政府接受《雅尔塔协定》的任务，因此又不得不向中国政府吹吹风，以试探中国的态度。

　　于是，中美两国政府便在1945年3-6月上演了捉迷藏似的政治游戏：一方急于获知协定内容，另一方则遮遮掩掩。美苏的妥协与默契使中国最终难有回旋的余地。一般研究者认为，直至5月21日，赫尔利才向蒋介石透露《雅尔塔协定》的内容。而宋子文则是6月9日才最终获悉。这一天，杜鲁门总统约见宋子文，明确告诉他必须在7月1日之前到达苏联开始对苏谈判。随即，杜鲁门向宋子文出示了《雅尔塔协定》。由于美苏联手对中国进行消息封锁，使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在赴苏之前未能进行充分的准备和研究，并直接导致了谈判开始之后的巨大被动和判断上的严重失误。[43]

　　中共领导人对外蒙古独立所持的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史学界还未见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原因之一是材料的缺乏。近年来，随着前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最新披露的一些档案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91年，斯·冈察洛夫对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伊·科瓦廖夫的访谈首次涉及这个问题。科瓦廖夫回忆说，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他参加了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的全部会谈。其中一次毛泽东引用“国民党左派某位女领导人”的意见，婉转提出苏联应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一部分。他还回忆说，在就中国少数民族成立国家一事交换意见时，毛泽东讲：“为什么我们不在自治旗帜下把内外蒙合并起来，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呢？”[44]这篇访谈录翻译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有关人士的质疑。李海文也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师哲。她问师哲，科瓦廖夫说在西柏坡时毛主席要求将蒙古并到中国来，但是你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此事。师哲回答说，在西柏坡毛主席根本没有提及此事。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苏时曾经以“民主人士不理解”提出过这个问题。倒是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在看节目时布尔加宁主动提出内外蒙合并到中国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但是他歪曲了事实，说成是我们提出来的。[45]应该指出，从后来陆续公布的材料来看，师哲的这段回忆恐怕也不一定完全准确，最起码布尔加宁不会主动提出内外蒙合并到中国。

　　阿·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与中国》一书，披露了两份涉及中共领导人谈外蒙古问题的文件。其一是米高扬1960年提交苏共中央的报告，内容是关于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即他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其中谈到，“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归入中国的版图。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 ，而外蒙才100万。”斯大林得知此事后，马上发来电报说：“苏联政府反对这一计划”，“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其二是刘少奇访苏时给斯大林的报告。其中谈到，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斯大林对此表示赞同。[46]师哲谈到，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期间，有一次在与斯大林会谈时，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就紧张起来，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吗？周总理答，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最后两国以公告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47]沈志华、李丹慧披露周恩来在上述会谈之后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递交的由中方起草的中苏关于蒙古问题的互换照会文本。他们认为，看到这份由中方起草的文本后，“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实意图，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对此，斯大林不得不认真权衡利弊：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苏联就必须在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两天后，苏联原则上接受了中国的方案。”[48]

　　从以上档案材料和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第一，中共领导人在外蒙古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希望外蒙古能够重返中国。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共领导人还执著地提出这个问题。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邓小平在1989年与他的谈话中，提到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中方曾提出，是否到解决蒙古问题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回答，这个问题应与蒙古同志一起研究。邓小平说，我们理解，这样的回答实际上是拒绝了解决这个问题。[49]有学者认为，由于复杂的历史过程，造成了中国人民对蒙古独立的复杂心情。[50]第二，鉴于1946年1月国民党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已经成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于1949年10月6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现实，除此之外，尽管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等领导人曾从不同角度提出希望外蒙古能够重返中国，但却遭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反对，中共领导人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在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同时，促成了中苏两国撤销国民党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最大限度地挽回了国民党所造成的损失。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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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春华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③]《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④]《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中俄关系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

　　[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⑦]《20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联邦外交部等编《苏中关系：1937-1945》第4卷，莫斯科2000年版。

　　[⑧]〔俄〕阿·列多夫斯基：《苏联、斯大林与中国的命运——文件集与亲历者回忆（1937-1952）》，莫斯科1999年版。

　　[⑨]《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⑩]《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

　　[11]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2]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

　　[13]《杜鲁门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4]《哈里曼回忆录：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15]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16]《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五册，台北1990年编印。

　　[18]《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19]〔英〕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0]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台北）2003年版。

　　[21]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4月》，“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86年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5-7月》，“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87年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88年版。

　　[22]孙才顺《评中苏早期外蒙古问题之交涉》，《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7期。

　　[23]刘春玲《袁世凯在外蒙古自治中的外交政策》，《白城师范学院院报》2005年第4期；白拉都格其：《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4]孙才顺：《外蒙古独立过程述评》，《滨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朱永明：《外蒙古“独立”真相浅探》，《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王秀杰：《从外蒙古的“独立”过程看旧中国外交》，《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金伯雄：《外蒙古独立的真相》，《纵横》2003年第9期；袁自强：《外蒙古独立秘史》，《湖北档案》2006年第Z1期。

　　[25]见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6]靳国庆、赵国才：《试论中国抗日战争前后苏联对华政策中的大国主义行为》，《集宁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1997年第1期。

　　[27]杜君：《20年代初期苏俄扶持外蒙古独立评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8]卢纪雨：《雅尔塔会议与外蒙古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29]朱永明：《外蒙古独立真相浅探》，《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0]卢纪雨：《雅尔塔会议与外蒙古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31]参见时殷弘《从雅尔塔协议到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近现代国际关系》1986年12月号；陶文钊：《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田居俭：《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正斗争——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2]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3]刘华、杨菲蓉：《雅尔塔秘密协定新论》，《学术研究》1995年第4期。

　　[34]乌传衮：《略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演变》，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35]王贵正：《雅尔塔协定与1945年中苏条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2期。

　　[36]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7]林利民：《论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

　　[38]〔苏〕乌斯季诺夫、札哈罗夫著，金东吉编译《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39]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年版。

　　[40]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

　　[41]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2]《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新华出版2001年版。

　　[43]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陈立文的《宋子文与战时外交》一书的第五章。

　　[44]见《国史研究参阅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69-90页。

　　[45]《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创刊号，第92~93页。

　　[46]〔俄〕阿·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114页。

　　[47]《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48]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4页。

　　[49]〔俄〕米·戈尔巴乔夫：《改革与生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50]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