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几点思考

　　由于中国政府重视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对它们给予了大量的、无私的援助，它们中的大多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支持中国的。如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9年“六四事件”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中国事态采取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的时候，也是亚非国家的领导人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而率先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热情接待中国领导人的访问。[13]（P，146）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八年提出针对中国的议案，都因得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失败。回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很多是成功的典范，但也颇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整体。中国“历来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执，应当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排除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①中国在对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时，奉行中立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当成功的。中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分歧的政策曾是这样一个典范。类似的问题，如于两伊战争，塞浦路斯问题，西沙哈拉问题等，中国认为有关的冲突各方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它们之间的战争实际上使“渔翁（超级大国）得利”，因此，中国都奉行中立而不偏不倚的立场，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应该本着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和平方法来解决。[4]（P，259—262）

　　中国外交在实践中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有现实的认识，在理论上却又常常将第三世界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独立整体对待。但是，第三世界毕竟国家众多，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传统有异，再加上不同国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它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大国往往是它们在相互之间发生分歧和争端时争取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在冷战时期，由于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为争夺势力范围不断挑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充满着矛盾，甚至爆发了不少战争。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在外交上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如对中东国家，虽然它们都反对以色列，但它们之间由于各王室之间，教派之间，以及对以色列的具体政策上的分歧，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非洲国家之间虽然具有共同的命运，但由于种族、领土、以及殖民统治者所留历史问题引起的矛盾，各个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二）外交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国家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将与具体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双边共同利益基础上。回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历史不难发现，由于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中国常常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看做是一致的，进而将中国外交目标看做是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目标。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就成为反美的前沿；60年代，中国执行“两面开弓”的政策，因而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也执行这样的政策，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政策；到了70年代，中国执行一条线的政策，结果支持苏联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成了中国的敌人；到了90年代，中国反对西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成了天然的同盟。

　　在中国外交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面临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常常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各异，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源泉。因此，尊重和发展这种多样性……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20]而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中国则又强调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共性，以及建立在这种共性基础上的关系（共同利益）。与中国相比，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强调双方之间的不同：早期对红色中国的疑虑，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壮大，不愿意将中国看做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等等。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是多方面的，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客观现实。

　　首先，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民族主义国家，其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的，其发展道路则大部分又都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国家。在以意识形态对抗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冷战期间，这种分歧就表现的尤为明显。

　　其次，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格局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21]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力量弱，影响小，在冷战期间处于两大阵营矛盾的夹缝里，其外交运作的活动空间非常狭小，往往追随敌视中国的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广大发展中国家西倾现象严重，许多国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中国认为捍卫和侵犯《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安理会权威的斗争，以及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分歧，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但是基于利益上的考虑，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对西方的主张反感，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左顾右盼。更多的则是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如对美、英空袭伊拉克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非洲只有南非和埃及公开谴责北约的暴行，其他大多数国家则敢怒而不敢言[22]。

　　再者，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共同利益，在贸易上也有互补性，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相同，生产的技术水平相近，出口产品和出口对象相同，中国与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的地位。如何争取西方的资金和技术，吸引西方国家的投资方面，中国都与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竞争地位。这势必会产生争市场、争资金的矛盾。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将与具体国家的关系建立在双边共同利益基础上。

　　（三）将无偿援助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手段是不明智的，建立在援助和被援助基础上的国家关系是一种畸形的国家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曾经给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绝大多数都是不附带条件的，中国援外专家也要和受援国专家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外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更多的是被当做“政治任务”执行的，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这种援助并不利于受援国发展自力更生的能力，相反，造成了受援国的依赖心态。一些国家在接到中国的援助后，生活上则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对中国的生活水平却视而不见。依赖心理形成后，一旦满足不了要求，则导致关系恶化。另一方面，作为外交根本动力的国家利益是不断变化的，因而外交政策需要不断的调整，今天接受大量无私援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对手。接受中国最多援助的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表明，建立在援助基础上的关系不是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

　　（四）以国家利益为行为准则的发展中国家是台湾推行“银弹外交”的主要地区，因而也是制约中国外交的主要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冷战期间利用美苏矛盾，摇摆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根据利益而决定在国际上的立场。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自顾不暇，美国则把注意力放在消化苏东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地位下降，利用美苏矛盾捞取好处的也就不复存在。台湾当局就是利用这种机会，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资金短缺的状况，以金钱为炮弹，大力推行“银弹外交”，不断在第三世界开拓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目前与台湾保有“外交关系”的20多个国家，在拉美就有14个，而中美洲七个国家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在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中的14个国家中曾一度有7个国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台湾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容易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因而不断有一些抗议和交涉，而台湾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质外交却较少引起注意。台湾在拉美设有14个商务、经济、文化等办事机构，在冷战结束后，也都改换名称，如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还冠以“台北”和“中华民国”的称号，但并没有引起中国政府像对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湾的政策那样的抗议。[23]某些贫穷小国由原来摇摆与美苏之间，在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转换同盟来谋求安全和经济利益，到冷战后，则游戏于海峡两岸，转换承认谋求经济利益，甚至以承认海峡对岸要挟巨额经济援助，一旦不能满足就放弃任何外交道义和原则，受损的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利益。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