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进口配额；贸易管制；中英贸易；贸易反制 

　　［作者简介］吴浩，历史学博士，教授，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张子恒，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经济外交思想与实践史资料整理与研究”（24&ZD2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了严密的对华贸易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坚持“以我为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将对外贸易重心置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与东欧国家，并利用中国香港与澳门转口港地位，积极开拓与亚非拉国家的贸易。另一方面，利用西方国家之间在对华贸易问题上的矛盾，与之灵活开展平等贸易。其中，当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具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成为新中国打破西方国家贸易封锁的重要突破口。当时，英国对新中国的贸易管制分为出口领域的贸易管制与进口领域的配额控制两个层面。1957年5月，英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废除对华出口的“中国差别”政策，将对华出口管制放宽到和苏联东欧国家同等水平。此举标志着英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大调整。然而，与出口领域的禁运放宽不同，英国对华进口领域的配额控制出现了明显收紧。1959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由贸易“放松地区”划入贸易“东方地区”，即对从中国进口的诸多商品实施与对苏联东欧国家相同程度的配额限制。那么，英国调整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出于何种动机？中国针对英国的举措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后续中英双方围绕这一问题的态度与反应如何？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深入认识冷战时期新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与中英经贸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英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差别”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目前关于英国对华进口配额问题，特别是1959年英国调整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动机以及后续中英双方各自的态度和反应关注相对较少。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调整背后的利益考量，并对新中国如何灵活运用贸易反制措施迫使英国作出政策让步与调整，最终在中英博弈中形成有利于己的态势作出阐释。 

一、英国对新中国“贸易区”地位的审查与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出台 

　　进口许可证与进口配额政策是英国进口管控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严峻的贸易赤字与国际收支形势，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实施了新的进口管控措施。战后初期，英国贸易委员会以货币区域作为分类标准，将不同的进口来源地区划分为英镑区、美元区与除此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世界其他地区主要由“放松地区”“东方地区”以及日本组成。其中来自英镑区的进口享受充分的自由贸易进口优惠政策；“放松地区”享受相对自由的贸易进口政策；来自美元区、“东方地区”以及日本的进口则受到较为严格的进口许可证与进口配额管控，其中“东方地区”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受到的管控最为严格。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成为英国实施进口管控的特殊个案。1949年初，在英国提议取消部分国家进口管控、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时，中国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皆被列入“放松地区”，享受同等程度的进口放宽待遇。英国贸易委员会解释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外贸出口对英国外汇储备影响有限，同时英国需要中国出口的猪鬃和鸡蛋等稀缺初级商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然被保留在“放松地区”，在公开一般许可证、公开个人许可证、全球进口配额等进口政策方面，仍享有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放宽待遇。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英国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面临极为复杂的矛盾选择。一方面，英国在华拥有近3亿英镑的投资，英国政府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经贸联系，这对于缓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严峻的经济形势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出于反华意识形态和维护美英特殊关系的考虑，英国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事武器。但考虑到自身经济利益以及香港的转口港地位，英国并不赞成对军事武器以外的其他物资实行对华出口管制。而在对华进口方面，由于美国对华贸易管制主要偏重于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的禁运与管制，而英国确实需要进口中国的猪鬃、鸡蛋、丝绸、棉布等工业原料，因此，出于上述考量，英国政府并未调整新中国的“放松地区”地位。 

　　1949年12月17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开一般许可证的适用国家与最终商品清单，新中国及部分商品位列其中，仍然享受“放松地区”待遇。然而，由于受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影响，英国随之加紧实施限制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1952年9月，英国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放松地区”地位实施了第一次审查。由于受朝鲜战争特别是美国推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立“中国委员会”并出台“中国差别”政策影响，英国政府不得不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实施严格的贸易禁运与管制政策。受此影响，无论是对华出口还是进口，1952年，中英贸易额皆处于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经贸往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加之英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将中国从‘放松地区’国家集团中移除也有可能造成通过香港进口中国内地原产货物的困难等”，因此，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放松地区”地位予以改变。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加之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构建的英国对华贸易民间渠道开始发挥作用，中英双方签订了大批贸易合同。英国不仅在出口方面开始突破对华贸易禁运，而且对华进口也增长迅速。1953年，英国对华进出口总额为9704万美元，其中进口2985万美元，分别较之1952年增长275.99%与145.68%。 

　　来自中国的鸡蛋、植物油、猪鬃、地毯、丝绸制品等产品进口不仅增长迅速，也比来自西欧的类似商品获得了更自由的进口准入。然而，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英国政府因国际收支问题不得不再次加紧实施贸易保护措施。鉴于从中国进口产品数量的迅速增长，1956年3月，英国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放松地区”地位实施了第二次审查。经过全面衡量，考虑到：一是英国自中国进口的货物仍旧有限且必需；二是自中国进口的丝绸等纺织品数量虽有所增长，但目前（英国政府）尚可承受来自英国生产商团体的政治压力；三是将中国排除在公开一般许可证与全球进口配额之外会带来许多额外工作。基于上述因素，英国贸易委员会认为，除了将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区别对待不合逻辑之外，目前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改变中国的贸易“放松地区”地位。 

　　然而，随着中国棉纺织品对英出口的迅速增长，英国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中国，以及印度、巴基斯坦等英联邦成员国对英国及其传统的东南亚市场的棉纺织品出口迅速增长，这对英国本土棉纺织业造成了严重冲击。英国政府于50年代初率先对进入英国市场的日本纺织品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配额限制。1956年7月起，又开始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展开谈判，并于1959年最终达成英印、英巴等棉纺织品自动出口限制协议。虽然相对于日本、印度、巴基斯坦，英国从中国进口的棉纺织品总额并不算高（1957年只占英国进口棉纺织品总额的5%），但是增长速度十分迅速。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中国棉纺织业发展迅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开始从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大量进口棉花。除了满足国内生产与消费需求以外，中国也加大了棉布、棉纱等纺织品的出口以换取外汇。经英国贸易委员会统计，1953—1957年，中国棉纱和织物出口增加了约8倍，到1958年中国的棉布出口已经超过英国。 

　　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中国对外贸易渠道得以拓宽。至1957年底，中国共与8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大量的中国棉纺织品要么直接出口，要么通过转口贸易进入英国及其传统的东南亚棉纺织品市场。 

　　就出口规模而言，这一时期中国的出口规模持续增长。随着“一五”计划的开展，对外出口承担了突破对华贸易禁运、赚取外汇以大规模购进中国急需的工业设备的经济职能，重要性愈发明显。1958年2—4月，对外贸易部确立了“大进大出”的贸易总方针，以及“大出是为了大进”“大进大出的关键在大出”的扩大出口原则。英国作为最先突破美国对华禁运并与新中国建立民间贸易与半官方贸易渠道，进而废除“中国差别”的西方国家，也是中国扩大对外出口、赚取外汇以购入先进工业机器和战略物资（“以进带出”）的重要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量同样呈现出较大幅度增长。据统计，1958年、195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额为7573万美元、9112万美元，比1957年分别增长72.4%与107.4%。除棉花与纺织品货物外，许多英国轻工业产品（特别是陶器和玻璃器皿等）的国内市场也开始受到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占领或冲击。 

　　较之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中国棉纺织品更具价格优势。英国商人尤其乐于进口价格低廉的中国棉布，经过加工后，再以较高价格转销到其他英镑区国家。由此， 

　　英国贸易委员会认为，中国棉纺织品出口英国同样对其本土棉纺织业造成“潜在性破坏威胁”。正是基于这一片面性考虑，1958年1月9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宣布对中国棉纺织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并于2月8日发布第849号致进口商通知，详细规定了截至1959年2月28日对从中国进口的棉布和人造丝等货物的国内消费配额与再出口配额。至1958年8月，进口配额限制已由棉花和人造丝等货物扩展到大多数纺织品。虽然此时英国对华进口总额并不高，但是英国政府对于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以及未来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有所“警惕”。1959年2月4日，英国贸易委员会的内部研究报告建议：“如果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虽然并不必然是倾销）对英国工业开始造成严重破坏，就必须考虑是否对中国实施与已经对苏联、东欧国家实施的相同许可证政策的决策”。英国贸易委员会官员坎贝尔也发出警告，声称如果将中国继续保留在“放松地区”，那来自中国的丝绸、陶器、玩具、农产品等进口商品将获得非常迅速的增长。在这种情势下，英国贸易委员会内部关于将中国从贸易“放松地区”调整到“东方地区”的呼声愈发强烈。10月，英国贸易委员会常务次官弗兰克·李向贸易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进口所带来的问题”的备忘录，建议：鉴于英国的市场受到中国进口消费品的严重冲击，英国不能给予中国比日本或苏联、东欧国家获得更为优惠的贸易“放松地区”的特殊地位，对华进口应该实施许可证控制。 

　　经过讨论，英国贸易委员会最终批准了弗兰克·李的建议，于1959年11月4日公开宣布将中国由“放松地区”调整至“东方地区”。随后，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了第920号与第921号致进口商通告，进一步细化了对华进口的管控政策。例如，第920号通告规定除10类商品以外，以前可根据公开一般许可证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今后将需要申请个别许可证。第921号通告则对196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从中国进口的12项货物的配额价值作了具体规定。加之1958年对从中国进口的棉布与纺织品实施的配额，共计14项对华进口商品受到配额限制。这一举措标志着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正式出台。 

　　英国单方面调整新中国“贸易区”地位并出台对华进口配额管制政策，其目的表面上是保护本国传统产业免受中国低成本商品的竞争，实际上，在中国对英贸易出口总量并不大但增长迅速、未来潜力巨大的背景下，此举背后更深层次动机则是通过提前布局的制度设计确立其在未来中英经贸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对华贸易政策问题上，无论是对华出口，还是对华进口，英国的战略出发点始终是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长远利益置于首位。 

二、新中国的反制与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调整 

　　为突出对华进口配额政策调整的所谓“正当性”，以便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华贸易冲突中占据“道义制高点”，1959年11月4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副司长海佛向中国驻英国商务参赞谢寿天进行了通报，将英国调整进口配额政策原因归结为中国对外贸易与苏联东欧国家一样以国营机构为基础。他还特别强调，此次调整并非针对中国的贸易歧视，不会限制双边贸易增长，当前只有25%的对华进口贸易受到影响。显然，这一解释无非是担心该政策会引发中方的不满。 

　　针对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调整与解释，中方认为：“英国这一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掌握中英贸易的主动权，迫使我在贸易上有求于他”。虽然目前这一限制“对我国出口商品进入英国市场所受的实际影响还不是很大，但是，有了这一措施，英国政府对于从中国的进口就可随时任意地加强控制，并且还可能不断出现新的限制措施，扩大限制范围”。因此，“现阶段中英贸易斗争，已经不是‘禁运’与反‘禁运’之争了，而是对我出口货的限制与反限制之争了”。在评估英方的意图后，中方并没有将矛盾升级至官方公开对抗的层面，而是选择通过中方进口企业控制英商对华出口订单数量，以及通过英国来华商人向英国政府施压的“迂回交涉”方式作为贸易反制措施。例如，1959年11月11日，对外贸易部就作出指示：“从英国进口要加以控制，凡可不从英国购买的均暂不从英国买。”24日，上海市对外贸易局根据对外贸易部的指示亦指出：“从英国的进口应予以控制，对于英国商人可以明确表示我们对英国政府这种措施认为会妨害两国贸易的发展”。 

　　英国调整对华进口政策也招致英国商界的不满。例如，针对从中国进口丝绸25万英镑配额的规定，1959年11月16日，《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丝绸进口商雅克玛尔公司总经理阿兰·艾伦的来信，他认为从中国进口的灰丝绸价格便宜，经过英国厂商加工后可以数倍价格出口到其他市场，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能解决英国北部纺织印染工的就业问题。26日，《泰晤士报》又发表了阿斯奎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经理罗伯特·阿斯奎斯的来信，他认为对华进口配额规定严重影响了英国对华出口：“当英国对华出口的持续扩大可能取决于保持中国对英国出口开放的情况下，限制中国商品进口是一项重大的心理疏忽与政治失策”。 

　　针对中方的反制举措与英国商界的批评，英国贸易委员会除了多方面向英国商界解释外，迫不得已对其部分进口配额政策做出表面上的“放宽”。12月14日，英方有关人员主动向谢寿天递交了关于调整部分进口商品配额的备忘录。17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增加了头饰与手工地毯的配额，并为装饰品、海草席以及家具和木制品设置了新的配额。与此同时，英国贸易委员会规定11月4日之前签订的对华进口合同，不占用配额，皆可获得进口许可证。 

　　对于英方做出的上述“让步”，中国对外贸易部认为，这只是英国出于缓和内外压力做出的策略性“微小的放宽与调整”，决定仍继续采用“冷而不断”的迂回交涉对策：一方面通过中国企业控制英商的对华出口订单作为反击，另一方面继续以对英商作陈述与说明的方式，促使其向英国政府施压。例如，针对多次为英国政府对华进口政策辩护的兰麦特公司总经理阿当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在其访华时就明确向其表明英国政府的措施有碍两国贸易发展，并将准备与其签订的进口订单转移至其他国家。再如，英国恩菲尔德轧钢厂有限公司与中国企业签署了一项价值800万英镑的对华出口铜杆的订单。当合同签署后，中方向该公司暗示后续订单的签订可能会取决于英国政府的对华进口政策，并建议该公司就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向英国贸易委员会交涉。 

　　中方的贸易反制效果立竿见影。由于中方取消、缩减或转移订单，使英国出口商深刻感受到丧失对华出口订单的严峻现实与风险。部分英商向英国贸易委员会抱怨，中国作为英国毛条、鞣革剂的主要出口市场，在1960年的前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订单，大量订单转向澳大利亚、南非、乌拉圭、阿根廷。英商布勒称曾见到联邦德国驻华企业代表发给母公司的电报复印件，内容是中方对联邦德国机床的询价，他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中方企业将会向英国询价。海佛在会见英商代表时也被迫承认中方将“原本在英国下的订单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倍感压力的英国商界明确表达了对进口配额政策的批评与质疑。例如，英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48家集团”多次公开批评进口配额政策，甚至过去公开支持配额政策的伦敦商会、英商中华协会、英中贸易协会等也“顺风转舵，改变了语调”。不只是团体，部分英商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转变。1960年1月7日，英商阿当姆在《金融时报》发文，对进口配额政策表达了严重不满，认为此举并不明智，尤其在中国自英国进口多于出口的情况下，会造成中国将更多的进口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此外，从事对华出口业务的理查德·约翰逊公司、恩菲尔德轧钢厂、考图尔滋公司、泰勒兄弟公司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在访问中国后，就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向英国贸易委员会提出了强烈批评或质疑。 

　　英国贸易委员会无疑感受到了来自其国内商界的强大压力。对阿当姆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1960年1月8日，海佛在写给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道尔顿的信中抱怨道：“许多贸易商给媒体写信表达反对意见，是出于维护其商业利益的需要，他们感到必须通过参与反对贸易委员会的方式迎合中国人”。12日，海佛向英国外交部提议：“由议会……提出问题或以议会休会辩论的方式发表声明”，公开对外解释英国采取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动机并表明官方立场。道尔顿对这一提议表示赞同，认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公开发表权威声明是有好处的”，建议英国贸易委员会积极推进此事。26日，海佛与英国贸易委员会的进口许可证部门和关税部以及外交部就如何发布议会声明进行了讨论，决定采用特定问答方式发布议会声明。27日，英国外交部对草拟的问题与答复进行了讨论，在经过修改润色后，以英国贸易委员会政务次官约翰·罗杰斯对保守党议员汉弗莱·阿特金斯问答的形式，正式在英国议会议事录中发布。然而，这份声明除了在措辞上稍加粉饰之外，并无新意，依然属于“老调重弹”。 

　　面对来自中方的反制与国内的舆论压力，英方发表议会声明的前后，再次主动作出一系列妥协。1960年1月15日，英国贸易委员会批准将中国丝绸的进口配额由25万英镑放宽到38万英镑，同时继续同意对1959年11月4日之前的合同发放进口许可证。随后，海佛主动向中国商务专员通报了有关丝绸进口配额的调整情况，并表示随时准备与中方讨论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20日，海佛致信谢寿天作出三项通报：英国对华丝绸进口配额已由25万英镑放宽到38万英镑、英方正在整理每种配额下持有进口许可证的英国公司名单并发给中方、从中国进口冷冻虾的所有许可证申请都已批准。3月11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又安排与英国政府关系密切的英中贸易协会定于3月14日举办酒会，邀请谢寿天等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官员以及英国贸易委员会国务大臣埃儒尔和英国外交部官员出席，“主要目的在于会见中国驻英代办官员，以为国务大臣与中国驻英代办、中国商务参赞之间的非正式讨论提供机会”。3月4日，英中贸易协会秘书甚至主动对中国代办处官员私下表示：“英国对华贸易管制措施原仅考虑便于行政上的管理，因而把中国列入‘东方区’，并没有限制两国贸易发展之意。如配额不足，仍可随时予以放宽和增加”。“英国当局已发觉该项措施有不当之处，但官方不能认错。目前中英官方谈判恐有困难，可由中英贸易理事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进行谈判，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 

　　对于英国议会的声明，中方对其实质认识得颇为清楚：“英国政府的这套做法，一方面是企图缓和一下各方面对他们的压力，另一方面想引导我们在他们的限制条件下和他们商谈具体问题。”为此，对外贸易部指示各地贸易机构：“英国政府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限制措施，因此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过程。”与此同时，考虑到英国政府对部分商品配额的主动放宽与协商姿态，对外贸易部对斗争策略做出适当调整。在继续坚持对英反限制斗争不动摇的方针下，对外贸易部提出“对英贸易应继续坚持冷淡和有打有拉的方针……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灵活斗争策略”，同时“适当缓和一下正面反击的气氛，把主要矛盾引到英国政府和工商界身上去，对英政府经常保持一定的压力”。 

　　具体而言，中方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反限制斗争形式：一是英商的对华出口订单，对外贸易部对“从英国进口要加以控制，凡可不从英国购买的均暂不从英国买”这一临时对策作出适当调整，提出“目前我自英进口，只要品质、规格、价格等条件对我有利，可继续自英国购买，但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仍应相继利用我进口资本，逐步设法促使英方消除对我出口货的歧视”。二是针对英国一面放宽部分商品配额，另一面核发有关进口许可证时控制甚严的情况，中方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反制措施。例如，1960年3月14日，上海市对外贸易局根据对外贸易部指示要求各贸易单位：“搜集关于因英国限制而影响对英出口的材料，以便汇总上报，在与英官方进行反限制斗争时参考；对于有限额的商品，必须积极组织出口，做满限额，避免因做不满额度而造成英国以后紧缩额度的借口，使我在斗争上处于被动；根据英国所规定的商品大类限额，平衡各口岸经营单位对英出口商品的种类，争取多出对我有利的商品。”三是对英国主动向中国提供1960年获得对华进口许可证的英商名单，中国对外贸易部作出指示：“仔细研究此份英商名单”，就“是否有一些厂商平素毫无往来而占有了配额？是否有平素往来很多，是你们的包销、代理户而被排除在外的情况？”等问题一一作出甄别，并及时汇报。与此同时，针对进口配额分散在各家英国公司的情况，对外贸易部指示：一方面要求按不同的商品特点，研究具体的对策。原则上应严格控制各口岸多头对英报价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求各口岸分公司今后更应统一对外步调，逐步在往来中把这些客户的基本情况和具体配额数摸清，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对付各个不同客户的办法，以便争取最大限度扩大我出口货的销售，突破英国政府对我出口货的限制措施。 

　　针对英国的对华进口配额政策，中方并没有选择将矛盾与分歧上升到官方公开激烈对抗的层面，而是采取了以经济手段为核心，巧妙运用英国商界与政府矛盾的非官方“迂回交涉”反制措施。在经历了多次“中国施压—英国让步—中国调适”的互动后，新中国根据形势的变化最终确立了“原则性反对与务实性利用相结合”的灵活应对策略。 

三、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再次调整与新中国反配额斗争的趋缓 

　　面对中国的贸易反制措施、英国商界的压力，加之对华进口配额政策运行产生诸多问题，英国政府随即又主动开启了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改革。这一改革最终形成了新的对华进口许可证与配额分配政策、常态化审查与调整机制。虽然这些改革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英双方的原则性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中方的反配额斗争逐渐趋于缓和。 

　　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推出后，在运行几个月后便暴露出严重问题。起初，英国贸易委员会在根据配额数量发放对华进口许可证时优先考虑过去有对华贸易记录的公司，在配额允许的情况下，再向新的进口商发放许可证。这种配额分配方法虽有据可循，但造成大批新的进口商与中方签订合同后因为缺乏对华贸易记录而被拒绝批准进口许可证，从而无法按时履行合同。因此，这一配额分配制度在议会遭到代表商界利益的部分议员的强烈批评。如有议员列举了申请丝绸配额公司的案例：“英国两家著名印染厂已经向贸易委员会提出购买中国丝绸的申请，但因过去没有贸易记录而没有得到任何配额”。有议员则质疑贸易委员会“将采取什么措施确保新企业不会因不能引用过去的贸易记录数据而被排除在许可证申请之外”“如果政府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为什么要减少申请或把公司的许可证申请考虑限制在过去的贸易水平？” 

　　在这一背景下，英国贸易委员会开启了对华进口配额分配政策的改革。1960年4月7日，海佛会见埃儒尔时认为，基于过去对华贸易记录分配许可证的方法“难以行得通”，建议未来与谢寿天讨论时将提出由中方分配剩余配额，进口许可证只发放给与中国贸易公司有明确业务前景的进口商。基于这一提议，英方初步设想先与谢寿天就上述建议的细节进行讨论，然后再依据中方的回复，由国务大臣或向其致信，或安排会议进一步商讨新的举措。最后，在双方商讨所确定的新安排基础之上，向进口商发布统一公告以作通知。8日，海佛与谢寿天会晤并提出上述建议。对英方的建议，谢寿天重申中方将继续坚持反对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的根本原则，同时，中方也承诺将考察这一新安排的实际效果。关于海佛提出由中方来分配将来的剩余配额的许可证的建议，谢寿天表示需要在咨询中央政府后才可做出回复，并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剩余配额的许可证申请可以只在英国进口商接受中方出口公司确定的订单基础上予以考虑。12日，埃儒尔致信谢寿天，同意其提出的剩余配额分配方法的建议。14日，英国贸易委员会正式发布第938号致进口商通告，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公开一般许可证从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与1960年修订的中国进口配额清单，以及新的对华进口配额余额的申请办法，强调进口许可证的发放“只有在中国出口公司提供的确定订单与英方申请人接受的基础上才予以考虑”。 

　　除了对配额与许可证分配政策调整以外，英国贸易委员会的改革还体现在对华进口配额常态化审查与调整政策的形成。1960年7月7日，在听取刚刚参加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后回国的“48家集团”代表的批评意见后，埃儒尔曾考虑是否与中方进行谈判，按照双方商定的增长速度进口英国产品以及英国对华进口增长不超过一定限速的基础上取消对华进口配额。然而，英国贸易委员会内部对此设想存有分歧，有意见认为这一替代方案一方面会导致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幅增长，从而不得不对敏感商品实施单独配额，另一方面也会遭受来自日本和同样身处“东方地区”的苏联、东欧国家要求英国给予和中国相同进口待遇的强大压力。因此，英国贸易委员会“建议继续坚持对中国的进口配额制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对配额情况进行审查，以减少两国贸易发展的不必要障碍”。埃儒尔最终采纳了这一建议。在确定继续实施对华进口配额并定期进行审查的方针后，为方便参加广交会的英国商人预先了解有关商品的配额信息，方便其签订合同，英国贸易委员会决定就1961年对华进口商品的许可证申请再次做出调整。1960年9月23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第955号致进口商通告，详细列明1960年各项进口商品的配额余额（规定在1960年12月31日前皆可申请发放许可证），以及不受配额限制发放许可证的商品清单。12月23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了第962号致进口商通告，根据1960年对华进口配额的使用情况对1961年从中国进口商品的配额做出详细规定，其中在不受配额限制的商品清单中增加了腌制生姜、象牙制品等，其他几乎所有商品规定的配额水平皆高于1960年的实际贸易额。随后，英国贸易委员会在1962—1966年间延续了此种致进口商发布通告形式，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常态化对华进口配额审查与调整政策，即在每年秋季广交会召开前夕，审查各种进口商品的配额使用情况，发布致进口商通知，列明本年度进口商品的配额余额，以便于英商在秋季广交会的进口交易；同时在每年的年末或下一年度年初春季广交会召开前，审查本年度或上一年度的进口商品配额使用情况，根据所达成的交易额灵活调整新一年的配额额度，并发布致进口商通知，列明新一年度对华各项商品进口的具体配额清单以及不受配额限制商品清单，以便英商在新一年度以及春季广交会上开展进口贸易。 

　　虽然英方这种常态化的对华进口配额审查与调整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英双方关于进口配额问题的原则分歧，但是也并没有阻碍中国对英出口的增长。基于这一态势，中英双方都选择了“主动淡化”的处理方式。中国的对英反进口配额斗争趋于缓和，斗争形式也更加灵活。 

　　中方就对华进口配额问题与英方的交涉频率与程度不断降低。在1959年底与1960年中方采取有针对性反制措施，以及随后英国对配额制度做出一系列放宽与让步后，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对此问题的态度趋于缓和，与英商以及英方官员提及进口配额的次数明显减少，也基本不再实施削减或转移进口订单的反制措施。1960年10月3日，英国驻华代办处商务秘书李奇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指出：“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中国没有实施从英国削减进口的措施。”10月22日，李奇在给海佛的信中再次指出：“中国现在似乎非常倾向于淡化整个事件”，中方官员已经很少主动提及进口配额问题。与此同时，中方经全面分析后，认为英国对华贸易政策依然坚持不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坚持对华禁运与配额进口的三条政策。针对中国的进口配额限制，虽然英国在原则上不放弃，但执行过程中在具体问题上可以变通。因此，中方一方面继续坚持反对进口配额的立场，另一方面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措施，对英反限制斗争的强度与频度趋于缓和。例如，1961年1月23日，上海市对外贸易局一方面指示“各公司仍应本着过去的态度，根本上反对他们对我们的限制歧视，不要谈及‘配额’问题”，另一方面要求各外贸公司“具体研究1960年对英出口商品中配额未用完情况，分析原因，并在1961年设法改变，不给英方以任何借口”。针对1961年与1962年英国发布关于中国进口商品的配额通知，中方同样只是原则性表示反对配额制度，而没有对英方的具体配额措施提出反对意见。1963年3月，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卢绪章访问英国，1964年11月初，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访问北京。在这两次互访过程中，双方只是简单谈及对华进口配额问题，没有就此出现激烈的争论与分歧。 

　　1962年，英国政府因国内纺织业发展形势恶化再次调整对外棉纺织品进口配额时，已主动咨询中方意见。中方除原则上表示反对外，并未发表具体意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国外纺织品的大量涌入，除了对日本与中国棉纺织品进口实施配额限制以外，英国同时与印度、巴基斯坦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达成出口限制协议。然而，这些限制措施依然未能阻止英国国内棉纺织业陷入严重的衰退危机。60年代初，英国国内多数棉纺织厂都出现了减产、生产规模缩小乃至大量倒闭的情况。棉纺织业的重镇伦敦和兰开夏郡甚至发生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对低成本的进口棉纺织品实施严格限制。针对国内棉纺织业面临的严重困难，1962年6月6日，英国内阁发表了一份有关棉纺织品进口的政策声明：从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等地进口的棉纺织品现行配额上限维持到1965年底，纱线进口限制在1961年的水平；除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香港外，撤销所有剩余来源的公开一般许可证，而代之以公开个别许可证。所有主要低成本亚洲生产商的供应都受到自动或其他方式的监管，从日本、东欧国家、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进口的棉纺织品受到进一步的许可证管制。7月30日，海佛主动向中国驻英临时代办解释称，为保护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英国政府计划恢复所有来源的棉纺织品进口许可证。目前针对中国棉纺织品的进口配额拟定为22万英镑，并就此咨询中方的意见。8月28日，中方回复指出因中国政府原则上反对进口配额制度，故不希望对当前英国的提议发表任何意见。此后，英国政府向进口商发布了有关中国棉纺织品进口配额的通知。对于此次调整对华棉纺织品进口配额，英国政府事先咨询中方的意见，且中方除表示原则性反对外，未发表具体意见，这与1959年英方未与中国协商直接调整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只是事后向中方通报，且中方对英方的配额政策展开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反限制斗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说明在对华进口配额政策问题上英国已经完全放弃“单边施压”的立场，转而采取了更加务实与协商的姿态。 

　　中英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是佐证中英在进口配额问题矛盾走势上的有力证据。1961—1962年，中国对英进出口较1959年、1960年均出现明显下降，1963—1966年，中国对英出口与进口增长迅速，分别在1964年与1965年超过1959年的水平。1963—1966年的贸易数据表明这一时期英国对华进口配额政策并没有对中国向英国出口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同时也间接表明中国没有通过大规模减少英国对华出口订单作为对进口配额制度的反制措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针对英国的进口配额政策，中国展开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迫使英国政府做出妥协让步后，中国能够根据形势变化，确立了“原则性反对与务实性利用相结合”的灵活应对策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贸易争端应对方式深刻体现了新中国经济外交的高度策略性、灵活性与务实性。特别是“非官方化、以经济手段为核心”的反制措施、充分调动英国商界与政府矛盾的“迂回交涉”模式，以及在原则性与灵活性、务实性间寻求平衡的应对策略，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新中国经济外交实践的认识，而且对于当今中国应对复杂的国际贸易摩擦与争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