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由于我国第一批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大都从革命战争中走来，尚未接触过外交工作，对于如何在驻在国正常开展交际活动还缺乏经验，以至于在很多交际活动中存在细节方面考虑不周等情况。对于这些情形，中共中央和外交部高度重视，及时给予政策指导。我国各驻外使馆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最终，在我国外交部门和驻外使馆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驻外使馆在开展交际活动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得到了化解，开展交际活动也从逐步摸索逐渐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一过程体现了我国驻外使馆以及工作人员不辱使命、履职担当、锐意开拓、勇毅前行的进取精神，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局面，树立了新中国和平、友好、合作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新中国；驻外使馆；交际活动；外交政策
对外交际活动是外交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建交高潮当中，为了弥补外交干部匮乏的情况，我国派往苏联、东欧等十余个建交国家的大使大都是从部队中抽调出来的高级将领，如驻匈牙利大使黄镇、驻瑞典大使耿飚、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等。他们能征善战，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功勋。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这些将军担任驻外大使，让他们率领一些年轻同志组成新中国外交战线第一批驻外机构队伍，是完全正确的。但毕竟外交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既需要坚定的政治立场，也需要丰富的外交经验、专门技能和出色的交际能力。我国驻外使馆成立伊始，对于这些初次“上阵”的外交官来说，代表新中国在国外开展外交工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处处都新鲜，样样又生疏。例如，在与驻在国家进行有效沟通，开展交际宴请、拜会等礼节性活动以及明确大使馆的工作任务和加强内部建设等方面还缺乏经验，甚至有部分同志对正确开展交际活动缺乏应有的认识，认为只是请客应酬，以致刚开展交际活动时常发生细节缺失和多费周折等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在外交部的大力指导和各驻外使馆自身努力之下，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基本掌握了从事交际工作的各种业务知识与技能，能从政治层面正确认识交际工作，增强了开展交际工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地代表国家同驻在国家开展外交工作。
既有研究尽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交际工作有所关注，但大多讨论的是交际工作的一些侧面，缺少对这一时期我国驻外使馆自身如何开展交际工作这一历史过程的系统考察。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资料和其他公开史料对这一过程展开探讨，以期对推进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驻外使馆在交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在许多外事活动中，如迎送、礼仪拜会、宴会、庆贺等往往都是通过各种交际活动进行的。对于这些交际活动，除了受语言因素影响外，我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由于缺乏相关的业务知识和经验等，在开展交际工作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困难。
（一）从政治上着眼交际工作的意识不够深入
交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在外交场合，外交官作为其国家的象征代表行事，并为此而具有国家法律代表的职能。我国首批驻外使馆人员大都是革命军人出身，政治立场坚定，觉悟高，纪律性强，但对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本质上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全面。如驻苏联使馆在报告中指出：“负责交际工作的同志只是照例处理交际技术事务，而对于这些交际事务从政治意识上去认识注意不够。”由于没有经验，刚开展外交工作时部分驻外使馆对于一些国家设置的外交陷阱缺乏警惕意识。例如在印度，英国新任高级专员到任，此人不按照一般惯例向其他大使拜会，而经由其副专员出面举行招待会介绍与大使相见。当时驻印使馆从本着发展友好关系的态度接受了。后来才发觉这是英国人的手法，意识到我们去了在政治上吃了亏（苏联大使没有去）。此外，宴请是国际交往中最常见的交际活动形式之一，也是驻外使馆要经常开展的礼宾活动。然而在建馆初期，个别驻外使馆由于政治观念不强，往往对宴请中的涉外礼仪不够重视。如驻巴基斯坦使馆过去在宴会中一般采取不讲席次的办法，不固定席位，用餐时由主人邀请一二客人入座，其余自由做主。“但是在大型宴会中如果这样做就会容易引起纠纷误会”。
（二）对外开展交际工作不够主动灵活
虽然在出国前，我国驻外使馆人员大都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学习，但由于长期参加武装斗争或从事地方上的群众工作，对参加的外交活动还不习惯。加之处在异域他国的陌生环境中，有很多情况需要磨合和适应，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不够主动的情形。如驻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使馆认为保守思想是开展交际活动的一个主要障碍，“它对当前日益发展着的客观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此在交际活动中往往拘于成规，照章办事，因循惯例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驻巴基斯坦使馆认为，在交际活动中与兄弟国家使馆往来密切。相形之下，“我们在另一方面主动地有计划有意识地对于其他建交国家使馆方面，特别是对于巴政府及巴社会人士须有意识地加强”。驻民主德国使馆总结道：“各种代表团赴华回国后，都热烈宣传介绍新中国，但我馆和他们联系很少。”驻保加利亚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虽然克服了拘束、呆板的缺点，但在外交场合中的活动能力仍然不强，“主要表现在参加外交活动很少主动灵活地进行交谈，了解情况，推进工作”。
（三）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相对迟滞保守
尽管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明确要求对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对待，具体就是“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但是如何结合实际更好地开展工作，各驻外使馆在政策上还不好把握。1954年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就提道：“各使馆普遍感到与资本主义国家使馆交往缺乏经验，且一般同志对接触资本主义国家人员存在着畏缩、拘束的心理。在交际场合中，表现得不够活跃等问题。”还有些驻外使馆在认识上有偏差，过于强调敌情观念，“非常注意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但忽视了交际的技术与适当的形式，以致计划虽有但方式不妥，结果也达不到想要的目的”。如驻缅甸使馆的武官曾欲了解一些情况，贸然邀请对方国防部一位科长，因邀请四五次，反而引起了对方的警惕。又一次，他们邀请了印尼驻缅甸使馆的二等秘书夫妇，两位女同志一连向客人追问了十余个问题，由于谈话方式过于僵硬，“使人觉得吃中国大使馆的饭真不容易”。
（四）外交细节考虑不周
涉外工作错综复杂，容不得半点疏忽。在交际活动中，即使技术性的小失误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缺乏经验而导致在细节方面考虑不周，是驻外使馆向国内反映最多的问题。如驻巴基斯坦使馆曾经对印尼代办及瑞典代办回赠名片不及时，拖延两星期之久，这可能引起对方误会，造成损失。驻保加利亚使馆译错请帖两次，一次译错地点，一次译错时间。有些是因情况没有了解清楚就轻易接受，以致在行动上表现出了某些被动。有一次驻印度使馆馆员参加在德里郊区举行的苏联照片展览会开幕式，“去了以后才发现为一群众性集会，环境复杂，非常突出”。有些是没有考虑到受邀对象的宗教习俗，导致交际效能大打折扣。如驻瑞士使馆请印尼公使及其秘书吃晚餐，事先因未想到他们的宗教习俗，使他们吃得很少。这也说明，任何大事都需要从注意小事入手，交际活动特别需要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
（五）交际工作组织制度运行不健全
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和各项交际工作组织制度，可以大大加强信息的沟通和传递。各驻外使馆在运行初期都重视请示报告和各项交际工作组织制度的建设，但有的在运行上还不够完善。如驻印度使馆的报告中就提道：“刚开始时内部制度不健全，外交活动记录没有贯彻，对一段时期的外交工作没有进行集体总结，个别参加外交活动没有整理成书面材料存档，一般登记分类不够详细清楚。”他们总结道：“在当下的外交工作中，防止在政治上吃亏，防止为人脸上贴金，必须大力进行馆内交际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加快收发、讨论、通报、执行、检查、汇报、总结等制度的确立和交际档案的建立。”驻苏联使馆过去只是对大的事情（如举行招待会等）注意研究与具体布置，对日常工作则注意不够。驻匈牙利使馆认为他们系统地总结经验还不够，“如驻在国升旗、收发名片和请帖的处理等方面的工作至今还未搞出一套成熟的经验，因而在工作的处理中缺乏根据没有把握”。还有某国副外长约我国驻该国大使谈话，结果因为使馆人员忘了报告大使，以致晚去两天。
新中国登上世界舞台后，我国驻外使馆人员为祖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斗争中迅速站稳脚跟、赢得朋友而努力工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对外交际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在开展工作时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的困难。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这些困难得到逐步克服，新中国驻外使馆交际工作也日益成熟。
二、外交部及时作出政策上的指导和督促
对于各驻外使馆在开展交际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外交部高度重视。1955年6月，外交部印发《关于开展对外交际活动给各驻外使馆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近几年来各驻外使馆在开展交际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分别做出政策上的指导和督促。
（一）端正心态，正确认识交际活动
外交部曾经多次指示各驻外使馆正确认识交际工作，要从政治上提高交际工作的质量。外交部在《各驻外使馆1952年交际工作总结》中提出驻外使馆开展交际工作的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体现在：第一，交际活动是代表国家与其他国家政府及外交代表机关维持礼貌上的往来，是建立和维持与驻在国家良好关系的必要形式。第二，交际活动不是一般所谓的应酬，其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国家政策的动向，配合国际形势的开展，体现着与谁进行斗争、与谁加强团结的问题。第三，交际工作是加强与兄弟国家团结友谊的有力方式和桥梁，是宣传自己、扩大自己政治影响力的良好机会。第四，交际活动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参加人数多，层次高。交际工作不能单纯依靠交际秘书去做，而是须在使馆大使领导之下依靠全体同志努力才能做好。第五，交际工作也是一个细腻和长期的工作，每次都有所收获或是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经年累月的交往中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扩大活动范围和信息来源的渠道。
（二）直面困难，在实践中锤炼业务
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就对驻外干部在政治、业务素质上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新中国这支年轻的外交队伍开展交际活动，《指示》特别提道：“在开展对外交往中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外文差，不习惯，害怕说错话等，但绝不能因此就退缩，只要我们努力学习，钻研业务，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信心来克服这些困难。必须了解，坚定的立场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在实践中，发生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能及时改正错误，从错误中学习，犯错误是用不着害怕的。避免对外接触或在对外交际活动中采取消极回避态度，是不可能锻炼出坚定立场来的。”为了打消驻外干部的某些思想顾虑，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正是从容错纠错方面着手，引导各驻外使馆干部大胆探索、勇于实践。
（三）积极作为，勇敢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触
在优先发展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同时，新中国也并不排斥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就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外交部在1954年曾经有过一次专门指示，着重指出要充分做好准备工作，提前摸准情况，争取主动，并特别提到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把这些活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大胆学习锻炼，在不失主场，不搞坏关系的原则下，勇敢地和他们接触。”1955年的《指示》则进一步要求，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交际活动应以政界人士、当权政党、右派和中间势力为重点。“应加强同其中各种类型人物的来往，不怕困难，不怕厌烦地向他们多做工作，注意对他们的争取和分化。”在美苏冷战的情况下，为了突破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遏制和封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指示》中也提到要积极争取国际社会中的中间力量，为我国赢得更多战略空间。“在各种对外交际场合，除美国等极少数国家的代表外，对大多数建交和未建交国家（如亚非国家以及中南美和西欧国家）人员应该表现主动和活跃，同他们打招呼，寒暄和交谈，避免态度冷淡和缩手缩脚。”
（四）精简节约，倡导勤俭朴素的工作作风
《指示》特别规定，在开展对外交际活动中同样要贯彻中共中央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要开展交际活动，又要反对铺张浪费，除应充分利用一些例行的大型招待会外，要善于利用日常的和朴素的交际来往，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刚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来，经济上还不富裕，开展各项工作殊为不易。各驻外使馆牢记党和政府勤俭建国、勤俭办外交的嘱托，坚持优良传统，因陋就简，在日常交际活动中处处体现着简约朴素的务实作风。如驻匈牙利使馆在使馆的选址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为了节省开支，1950年8—10月初，大使、参赞、秘书、几位外交官夫人以及机要员等“都在一间房子里参加一揽子办公”。驻瑞典使馆规定：“坚持节约，在有利于开展外交工作，并照顾到安全、保密、通讯畅通和人员健康的前提下，为祖国节省每一分钱用于恢复和发展国内的经济建设。”
除此之外，外交部还强调要设立交际档案，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和及时总结交际经验等。外交部的这些指示精神既生动又深刻，纠正了我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工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为我国驻外使馆更好地开展交际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三、驻外使馆改进交际工作的内容与方式
在外交部的督促指导下，我国驻外各使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政治学习，整顿内部工作，理顺各种关系，建立工作制度。经过多方面努力，我国驻外使馆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轨。
（一）突出政治引领，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只有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学习，才能在外交的大政方针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发展和密切与驻在国的关系，包括做好驻外使馆的内部管理工作。如驻民主德国使馆要求加强学习我国对外政策声明，特别是有关德国问题的文件和指示。他们认为：“只有在这方面加强注意之后，才能经常从政策高度来认识和检验对外活动这项工作，才能在活动中贯彻友好团结的方针。”驻瑞士使馆认为交际工作是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能单纯看作是礼节上的问题，必须在每个参加交际活动的同志中，强调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并求得贯彻”。同时，交际工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也是因应国际形势变化和更好开展工作的必要策略。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从开始感觉交际工作是一种负担尽量避免参加，转变为“应该参加，有请必到”，再进展到“开始主动想一些办法，进行一些对外交际活动”。驻印尼使馆认识到经常性的交际往来，是驻外使团不可缺少的一环，“通过这些往来，不但可以掌握日常工作必须了解的情况，同时亦可减少工作上不必要的阻力”。
（二）进行多方准备，与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互动
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中，驻外使馆的一些干部因存在畏难心理，往往使交际工作陷于被动。结合驻在国的实际，各驻外使馆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接触。驻民主德国使馆认为，民主德国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统一，而其关键在于争取联邦德国广大群众。在此情况下，“我来德代表团应有向西德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民主德国的代表团主动开展活动的思想准备”。很多外交实践工作难题只要思想上捋通了，掌握了核心要义，往往会取得很好的实践效果。日内瓦会议之后，驻匈牙利使馆在新中国国庆节时曾主动地向法国、比利时、埃及等国公使发出了请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相比，驻巴基斯坦使馆较为重视与亚洲国家使馆间的联系。“其中与印尼、缅甸的关系较前有显著改善，彼此来往增加，感情亦有增加，在工作中得到一些便利。”驻芬兰使馆在1954年上半年与资本主义国家使馆的关系是冷淡的。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和以后，他们主动改善了与建交国家和承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冷战影响，在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还不能做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的交流交往的情况下，这些积极互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西方国家之间的隔阂，树立了新中国开放友善的国际形象。
（三）建立登记制度，健全交际工作档案
科学规范的制度管理及其相应的实施机制可以有效克服交际活动中因主观性和随意性带来的细节缺失等问题。驻巴基斯坦使馆1953年开始建立了参加交际活动填写登记表的制度，规定凡外出参加宴会或参加使馆内部组织之宴会，均需填写登记表格。“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外交交际活动的报告，二是外交交际活动经验总结的来源，三是民主生活的一种表现。”同时，在交际活动中建立交际档案，记录交际活动，是积累交际工作经验和指导开展交际工作的重要举措。交际工作档案的建立也是我国驻外使馆启动运行的重要步骤。驻保加利亚使馆要求，健全交际档案，建立卡片制度。“逐渐将驻在保国的各国外交使团人员及驻在国有关机构团体的负责人都分别建立卡片档案，以达到了解情况，加强友好工作的目的。”档案不仅承载交际活动的历史轨迹，提供重建事实的各种细节信息，还可以起到工作助手的作用。驻瑞士使馆要求建立交际活动记录制度，并建立卡片制度。卡片制度主要记录与使馆交往人士的历史、政治态度、党派关系以及其出席我举办的交际活动的次数或缺席次数等。“这对于使馆在举行招待会之前，制订请客名单，发放请帖等事项都有很大帮助。”
（四）健全请示报告制度，规范交际活动流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斗争尖锐激烈，只有严格外事纪律，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受住考验，真正成为“文装解放军”。驻民主德国使馆有一位参赞，未经请示，在圣诞节擅自外出滑雪。姬鹏飞大使得知后，即函告周恩来总理，最终国内决定将其调回。为了保证大使馆对交际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请示报告制度不但要坚持，而且必须有记录。如驻印度使馆就曾规定：“每件交际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接受与否、哪些人去、注意事项等）都要在馆务会议上详细讨论，最后由大使决定。”驻保加利亚使馆在1952年加强了对外工作的组织领导，一切对外活动都很谨慎。“工作人员每次的外出活动都事先经过了研究、请示和准备”。除此之外还规定，集体参加外事活动事后必须总结，必须由参加者整理成书面材料存档。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不断开拓发展的过程中，请示报告制度对于统一驻外使馆人员的意志和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总结交际活动经验，掌握交际活动规律
各驻外使馆在交际活动中虽然逐渐摸索出一些工作技巧和方法，但有些很难在具体工作中予以文字上的明确，只能依靠经验的累积。以各使馆给外交部报送的总结报告观之，这些经验涉及日常礼仪、工作方法、办事技巧等开展交际工作的方方面面。如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认为，在拜会、迎送等场合，不宜过分强调身份对等的原则，尤其是在兄弟国家，“否则往往会失礼”。他们还认为，只从形式上来简单判断某一活动的重要与否，然后决定参加与否也是不对的。“某一活动看起来很简单，但驻在国或兄弟使馆加以重视时，我们就应当把参加与否提高到政治性角度来考察。”驻印度使馆认为，“过去单纯走印度共产党及进步人士的过左路线，应该予以纠正。思想上明确只有首先开展与中间人士的来往，才能更好地维系与进步人士的接触。这样路才能越走越宽。”驻巴基斯坦使馆认为在交际活动中有目的举办小型宴会可以使得对象集中，交谈深入，便于了解情况，起到联络感情的效果。“但也应注意到，邀请对象必须是较为熟悉的。此外邀请对象不宜太杂，最好对象之间彼此认识，见面后才能有话可谈，空气融洽。”驻民主德国使馆认为，在交际活动中，问事要详细，说话要明确。“交涉问题尤其是事务性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情况问得很清楚，同时也要把自己的意思说得很明确。”这些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总结出的真切认识，为驻外使馆开展交际活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由上可以看出，新中国各驻外使馆并没有因为暂时存在的困难而放松自己的工作。结合外交部指示精神，我国各驻外使馆采取多种措施改进交际工作，不仅增强了驻外使馆开展交际工作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套开展交际工作的制度和规范，保障了交际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驻外使馆交际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摸清交际活动的规律，掌握交际活动的技巧和方法，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在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外交部的指导以及我国各驻外使馆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和尝试，我国各驻外使馆的交际工作取得很大成效。
（一）普遍积累经验，掌握基本对外交际知识
根据一些使馆1952年及之后几年报送给外交部的总结报告，可以看出各驻外使馆交际活动是频繁的，在总结工作中占比是很大的。在取得的进步方面，各使馆各有特色，体现了各个使馆在不同驻在国家开展交际活动丰富多彩的一面。具体说来，驻保加利亚使馆1952年在交际工作中出现的错误有六起之多，1953年则基本没有。之前由驻在国交际司帮助组织的宴会，1954年“都由使馆单独组织”，而且对“一切外交活动都研究了情况，掌握了到场和退场的时间，没有把握的问题与苏联取得了联系，取得了一致的行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在交际技巧方面也有了进步，“不再像过去不会吃、不会玩、不会说、不会跳舞那样生硬呆板”。驻印度使馆与驻在国政府、外交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相当多的交际活动，“不是开始时的格格不入了”。总之，各驻外使馆对交际工作都是本着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遇事多与兄弟使馆商量，与驻在国交际司联系，及时请示国内，因此工作中没有出现大过错。而且在工作中普遍积累了经验，学习了一定的交际常识，并逐渐熟悉掌握了驻在国的礼俗以及交际活动规律。
（二）由被动转主动，对外交际成效显著提升
在开展交际活动中，各驻外使馆以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富有活力的开创精神，扎实推进新中国各项外交大政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工作已逐步由被动转向主动，并能有计划有目的开展交际活动。驻资本主义国家使馆有计划地宴请了一些驻在国政府官员，并与一些机构建立了一定的交际关系，对于了解情况及自己的工作都更加方便。驻匈牙利使馆认为兄弟国家间的工作是新型的外交工作，“和旧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友好活动方面”。驻罗马尼亚使馆认为，1953年是使馆工作基本走上正常轨道的时期。这时期在交际活动方面已有很大的开展，“不但能够注意贯彻政治思想，注意如何做主人，如何做客人，还能善于利用交际工作开展其他工作”。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的报告中写道：“使节会议后，交际工作渐渐熟悉，从被动转为主动。不仅能利用招待会除邀请驻在国政府官员外，还邀请工厂、医院等负责人，扩大了我国的影响，而且还能通过交际主动解决业务中的问题。”驻匈牙利使馆在1952年的交际工作已较好展开，接触面更为广泛，在交际场合较前更为活跃。“很多女同志已经可以用匈牙利文在交际场合进行交谈，大多数同志都能在交际场合跳舞并学会一些歌曲在招待会上演唱。”这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交际活动，展现了新中国自信自立的外交品格。
（三）对外交际制度不断优化，外交工作日臻成熟
在实践摸索中，新中国驻外使馆不断地通过制度建设、调整、补充，优化交际工作运行机制，为开展交际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驻保加利亚使馆在1954年总结了三年来的业务经验，认为“我们的工作走上了比较正规的道路，这表现在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在工作中一般地掌握了客观规律”。1958年，各驻外使馆大都制定了《交际活动须知》《交际活动手册》《交际礼仪纪要》等规范性指导文件，为各驻外使馆正常开展交际工作提供了业务和技术指导。如《中国驻英国代办处交际常识手册》对宴请的种类、如何组织宴请、参加其他场合应注意的事项等交际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驻瑞典使馆编写的《交际、行政工作手册》对宴请的种类、请帖的发送、客人的席次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驻匈牙利使馆编写的《有关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资料》对名片、请帖、拜会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些关于交际工作处理办法的各项规定，是长期以来我国驻外使馆开展交际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可以使驻外使馆在对外交际活动中有章可循，较快地熟悉和掌握工作。
由上可以看出，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中共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外交部和各驻外使馆密切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发挥制度优势，驻外使馆推进和落实工作就能更加有力，走向世界的步履就能更加坚实。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驻外使馆努力克服交际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困难，从刚开始时对交际工作缺乏经验，很多外交细节注意不够，到外交部高度重视、主动指导，再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切实执行团结友好的方针，及时总结交际工作经验，建立交际工作制度，一面努力学习，一面努力工作。最终，我国各驻外使馆摸到了交际活动的规律和技巧，在工作中开始掌握主动，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和特质也开始初步形成。各驻外使馆卓有成效的交际工作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与驻在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信任和友谊，中国和驻在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迅速全面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客观环境比较艰苦的情况下，我国各驻外使馆不辱使命，履职担当，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在国际上树立了新中国和平、友好、合作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作者简介］杨步青，博士研究生，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