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中国政府积极开展保卫和平运动，大力发展人民外交，以期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1952年，新中国发起并举办了由多个国家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结束朝鲜等地战争、促进民族独立、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保障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等多项重要文件，进一步指明了亚太地区和平运动的任务与方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增进了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在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巩固国际统一战线、推动世界和平运动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亚太和会；世界和平运动；人民外交

　　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以下简称亚太和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而开展的一次大规模外交活动。来自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围绕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结束朝鲜等地战争、促进民族独立、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保障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广泛共识。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亚太和会，并出现了一些学术成果，主要涉及亚太和会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意义、亚太和会对新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亚太和会中的重要人物等。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关注亚太和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同时对会议经过及意义的考察也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档案、文献选编、领导人年谱及文稿等资料，对亚太和会召开的背景、筹备过程、会议经过进行考察，并探讨其历史意义，以期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

争取和平、反对战争：亚太和会召开的背景与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遭到削弱，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美苏两极对峙格局开始形成，地区安全局势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新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一运动。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即派团参加了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又下发《关于拥护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在和大宣言上签名”。1951年2月21—26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举行会议，提出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鉴于当时东亚局势紧张，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构成对整个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举办亚太和会是揭露美国侵略战争政策、向国际社会展现新中国形象的现实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推行侵略战争政策，不仅入侵台湾海峡，公然出兵朝鲜，还在亚太地区大规模扩张军事基地，与相关国家及地区签订了一系列军事条约，企图建立起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面对美国武力干涉朝鲜内战和入侵台湾海峡，毛泽东严正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为此，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并考虑广泛动员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人民开展和平运动，作为揭露美国侵略战争政策的第二战场。可以说，亚太和会的召开体现了中国领导人“一边进行反侵略斗争，一边高举和平的旗帜，用战争来支持和平，用和平来制止战争”的策略。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国际舆论层面不遗余力地污蔑、抹黑新中国，致使不少国家对新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在新中国无法加入联合国且美国掌控国际舆论的背景下，举办亚太和会就成为揭露美国侵略战争政策、打破美国封锁和包围，进而宣传中国外交政策方针的良机。

　　其次，举办亚太和会是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开展人民外交的必然要求。为打破西方反华势力的孤立和封锁，迅速打开外交局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认为，积极动员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力量，大力开展人民外交，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是行之有效的路径。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周恩来也指出：“世界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现在我们通过和平运动，与各国人民广泛交往，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做朋友，这就不仅突破了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包围和封锁，而且反过来对美帝形成了反包围。美国想在外交上孤立我们，我们则在人民运动中孤立了他们。这就是我们开展人民外交的重大意义。”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新中国以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力开展人民外交，而召开亚太和会正是贯彻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

　　最后，举办亚太和会是巩固中苏关系、推动亚洲区域联合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了紧紧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一边的外交政策。中国执行这一政策根据的是当时世界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社会主义阵营代表世界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和支持弱小民族解放的一面，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发起并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得到了亚非拉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以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中国自然会对这一运动给予充分支持，这也是巩固中苏关系的需要。而随着冷战进程的加深，美国想借助联合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意图愈发明显，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充分证明了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已经失去了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真正价值，从而沦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中苏两国认为有必要推动亚洲区域联合，探索建立更具公平正义性的地区组织架构，而召开由亚太各国人民参加的和平会议就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步骤。

　　1952年8—9月，周恩来出访苏联，其间曾多次与斯大林谈及亚洲区域联合及举办亚太和会事宜。9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亚洲区域联合等事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对亚洲及联合国问题，斯大林同志主动提出，要写一信交我带回给主席，说明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斯说：你们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的区域联合，如成，苏联亦可参加。我当将主席经常提到的话报告他，说我们对现在联合国早已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正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赞成区域联合。”19日，周恩来再次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双方又提及此问题，并对亚洲区域联合与联合国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对此，周恩来在22日提交的《关于同斯大林等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报告了与斯大林的谈话要点：“亚洲区域联合应与联大平行发展，但不否认联大”，“亚洲及沿太平洋和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和平运动来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参加很重要”。

　　总之，在北京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不仅可以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包围，还能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进而为亚洲区域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是非常有利且必要的。因此，中国决定筹备开好亚太和会，并指定由周恩来领导这项工作，由彭真出面主持会议。

发起与组织：亚太和会的筹备过程

　　1952年3月21日，中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彭真等11人联名发电邀请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电文发出后，得到亚太各国广大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截至5月15日，按照来电日期的先后，计有澳大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苏联等20个国家的和平人士一致表示拥护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他们或者推定了发起人，成立了本国参加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或者推定了来中国参加筹备会议的代表，积极进行着筹备工作。

　　周恩来高度重视亚太和会的各项工作。他不仅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了由宋庆龄等11人联合署名的发起书，还对会议的接待工作和组织流程予以指导。周恩来指示刘宁一等人：“会议可吸收亚洲、澳洲、美洲一些没有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的知名人士参加。作为和平运动是可以吸收他们来的。不能否认，会议代表中将会有左、中、右各派人物。请他们来，我们要相应地做些工作，要兵对兵、将对将，来什么人就派出相应身份的人去做工作。因此，要多动员一些知名人士参加接待工作”。对于如何开好会议，周恩来指示：“要分成几个步骤进行，先开好筹备会，多吸收一些有关国家的代表开好筹备会，同时请他们在本国组成筹备机构，广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在此基础上再开正式会议”。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6月3日，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开幕，“出席开幕会的有亚、澳、美各洲太平洋沿岸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四十五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并通过筹备会议宣言和关于亚太和会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为了起草这两个文件，会议成立了宣言起草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6日，全体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议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和《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的提议》（以下简称《提议》）。《宣言》进一步动员和鼓舞了亚太各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与决心。《提议》则明确了亚太和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人数、经费来源以及其他事宜，主要包括：亚太和会将于1952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北京召开；代表总数不超过500人，各国代表人数由筹备委员会与各国协商决定；全部经费由各国分担，必要时作可能的募捐；各国代表团各推定委员一人组成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并下设秘书处执行日常工作等。

　　筹备会议结束后，亚太和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快速推进，中国方面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于亚太和会的认识。9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宣传工作的指示》，确定了“应采取大张旗鼓、争取多数、内外宣传相结合而又以对外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对内对外宣传要求上，“应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对外宣传的重点，应是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代表和人民。对他们主要宣传会议的情况和新中国的情况”。“对国内的宣传，主要是通过会议的报道宣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说明世界和平运动与我们国家建设的密切关系……说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中国召开，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表现”。在宣传方式方法上，“应力求热烈、庄严和灵活”，“应把这次会议和国庆纪念联系起来”，并“应充分动员并在切实领导下运用民主人士的力量”。与此同时，各民主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张澜、李济深相继发表了《更广泛地把和平的力量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胜利》等文章，积极宣传亚太和会的重要意义。此后，中共中央又于9月16日发布了《关于1952年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亚太和会的相关宣传工作要求。

　　二是确定正式参会人选，组建中国代表团。根据亚太和会筹备委员会“中国代表名额不超过三十人”的要求，9月8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国各人民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出席亚太和会的人选。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选出了由宋庆龄、郭沫若、彭真、刘宁一、钱三强、金仲华等3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13日，中国代表团举行首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为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和彭真为副团长，并决定聘请邢西萍为秘书长”。

　　三是开展场馆设施建设，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对于仅成立3年的新中国而言，既无举办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更无相关的场馆设施，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具备会议功能的场馆及其配套设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会场问题，中央决定把中南海仅能容纳三百多人的怀仁堂改建成一座能容纳九百人的大礼堂，并安装中文、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七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彭真下令立即将金鱼胡同里为接待工商界来京人士正在兴建的楼房，改建成为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高层宾馆，并要求在两个月内按期保质完工”。9月14日，新改建的会场和用以招待与会代表的和平宾馆基本完工或提前完工，新会场“可容一千五百人”，“每一个代表的座位前，都装有可听八种语言中任何一种的受话器”，和平宾馆则“有二百多个房间，宏大的餐厅、客厅”，从而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有力的场馆保障。

　　四是协调各国代表赴华参会事宜。9月18日，中共中央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发去电报。电报称：“参加亚洲太平洋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在布拉格已集中近百人，其中有九月一日即到达者，迄未得到过苏护照。北京会议已决定在九月最末一周举行（联共党代表会前开完）肯定不变……请就近与苏方直接接洽，务希破例协助速予开会代表过境签证，请苏方在飞机班次上予以方便和增派专机，使代表们及时登程来京。”周恩来在接到电报后的当晚即与苏联外交部取得联系，并得到其允诺。同时，周恩来也提出“考虑各国代表近百人，即使明日赶办签证，由布拉格乘飞机经莫斯科转往北京，绝不可能在四五日内走完，并且到了北京后，也不可能毫无准备地开会”，因此提议“和平会议仍以延期至十月上旬举行为好”。9月29日，亚太和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和平会议将于10月2日开幕。

　　从发起召开亚太和会，到举办亚太和会筹备会议，再到修建场馆设施、协调各国代表来华，中国方面做了大量周详而细致的准备工作，为大会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障。

协商与交流：亚太和会的召开及会后活动

　　1952年10月2日，亚太和会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三百七十八个代表和列席代表”。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职业的各界人民。在这些国家中，除苏联、朝鲜等国外，大部分国家尚未与中国建交，甚至有一些国家对华采取敌视态度，这些国家的代表冒着巨大的风险前来参会，足以反映出世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也更加凸显出此次会议的重要性。毛泽东向大会发来贺电：“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共同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祝会议圆满成功。”

　　在开幕式上，宋庆龄当选大会执行主席并发表致辞。宋庆龄首先肯定了各国代表为争取和平、积极与会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接着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破坏，并号召与会代表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必须努力前进，保证这次和每一个和平的努力都得到胜利”。随后，彭真致欢迎词，并着重阐述了中国对于战争、民族独立、各国和平相处、经济文化交流等问题的政策主张。此外，与会代表还通过了会议的议题和议事规则，“议题包括：一、总报告，二、日本问题，三、朝鲜问题，四、文化交流，五、经济交流，六、民族独立问题，七、保卫妇女及儿童福利的问题，八、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问题，九、关于中东及近东和平运动的情况的报告，十、宣言及决议，十一、其他”。

　　接下来的几天，会议主要围绕大会总报告与各专题报告展开。在总报告中，郭沫若指出了亚太区域16亿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和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详细阐述了各国和平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向大会提出包括全面解决日本问题、结束朝鲜等地战争、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保障各国人民民族独立、禁止关于战争的叫嚣和种族仇恨的宣传5项具体要求。在专题报告中，既有主要报告，也有补充报告，并尽可能地安排当事国代表报告本国的情况。例如，日本代表团团长龟田东伍做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报告，并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维克多·詹姆斯进行了补充说明。朝鲜代表韩雪野做了《关于在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报告，叙述了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以来的种种暴行及其被迫举行停战谈判的经过，并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办法。随后，由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迪埃哥·蒙塔尼亚·库艾拉做了关于朝鲜问题的补充报告。

　　针对各国代表所做的报告，与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虽然各国代表对报告表示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决议能够顺利达成，各方就决议中的重点事项及相关表述仍存在一定的分歧。例如，中方主张在决议中突出提出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并坚决提出民族独立的问题。但与会各方在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如何分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关系等根本性的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对此，中方秉持民主协商的精神，不采取针锋相对的方法，不与任何国家的代表撕破脸，与各国代表反复沟通。在中国的努力下，各小组委员会对决议及宣言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并获得一致通过。

　　尽管如此，这些文件在提交全体会议讨论时，仍遇到了一些困难。10月12日，亚太和会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各小组委员会提出的2个宣言草案和9个决议草案。虽然前期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大会主席团也通过了这些文件，但在讨论中仍有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例如，“在讨论关于民族独立问题决议草案时，澳大利亚代表梅纳德对决议草案提出意见。根据执行主席彭真提议，他的意见交由该决议起草小组委员会主席及副主席和大会副秘书长之一钱德拉和梅纳德协商，作出了两点具体的修正。”最终，与会代表经过充分讨论后，一致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关于文化交流问题的决议》《关于经济关系问题的决议》《关于加紧争取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运动的决议》《关于妇女权利与儿童福利问题的决议》《关于拥护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关于建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决议》11项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运动，提出了切实明确的意见。对此，彭真指出：“出席会议的代表说出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十六亿善良的人民争取和平的共同愿望，通过会议的巨大成就，有效地巩固地把十六亿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为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亚太和会闭幕后，大部分代表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在中方的安排下赴中国各地参观考察，广泛与中国人民接触交流，以进一步增进对新中国的了解和认识。10月16日，与会的30多个国家的代表分别参观了北京近郊的17个农村，对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村建设情况进行了考察。20日，澳大利亚、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和巴基斯坦6个国家的部分代表离京前往我国东北及其他各地参观，然后取道广州回国。24日，来自英国、智利、哥伦比亚的6名代表赴北京市师范学校，参观了“物理、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教学研究室”等，并与师生进行互动交流。此外，不少代表还到北京东安市场购物消费，在与中国人民深入交流的同时，也亲身体验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与此同时，从10月15日开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先后同相应界别的各国代表举行座谈会，围绕工会、妇女、青年以及文艺事业进行了深入探讨。除集体座谈外，代表们还对我国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访谈。例如，10月17日、18日，先后有2名缅甸代表、2名意大利记者拜访老舍，了解其生活、收入以及中国文艺等情况。此外，中国还曾希望借此次机会推动解决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问题，曾拟安排参加亚太和会的日本代表去东北对日侨做工作，“但事先准备不足，此次如与各国代表一起行动，匆匆三四天不会有何结果，甚至会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决定暂不去东北。

　　在中方的精心组织下，亚太和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达到预期效果。在此过程中，中方秉持民主协商精神，充分尊重各国代表意见，推动会议顺利通过了包括《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在内的多项文件。这些文件指明了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来源，为今后亚太地区和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指引。会议结束后，中方又安排与会代表赴中国各地参观，进一步增进了各国代表对新中国的认识与了解。

传播与影响：亚太和会的历史意义

　　亚太和会是新中国“对亚太区域国家开展人民外交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大规模行动”，它增进了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在塑造新中国正面国家形象，巩固国际统一战线、促进人民外交，以及推动和平运动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增进了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改善了新中国的国家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外交孤立，以至于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和偏见。对此，新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对外宣传自身的外交政策和发展成就，积极构建正面的国家形象，而亚太和会的召开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该目标的实现。

　　与会代表经过充分的考察与交流，普遍增进了对新中国的了解，他们纷纷赞扬中国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参观完北京市师范学校后，哥伦比亚代表说：“自然科学标本很完备，在我国大学都没有这样好的设备”。“中国在文化生活方面已得到的成就很伟大，如果在我国成为可能的话，首先要为和平而斗争。”智利代表也说：“在我们国家中建筑很旧，学生学习是被压迫的，气息很低沉；而这个学校很幸福很开心，热烈欢迎，我很感动，我们需要这样的学校。”不仅如此，代表们回国后还积极向本国人民传达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从而有助于亚太各国人民客观地认识中国。例如，印度尼西亚代表回国后向报界发表了他们的观感，在谈到对新中国的印象时，代表们表示：“中国新社会有秩序、安宁、美好，新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要比过去听到的和想像的好上几倍”。“新中国的一切是有条不紊而又充满着蓬勃的朝气。”此外，这次会议还深刻揭露了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使新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国际声援力量，有力地驳斥了美国所谓“中国是侵略国”的论调，这对于构建中国热爱和平的国家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二）巩固和壮大了国际统一战线，促进人民外交蓬勃发展

　　新中国发起并举办亚太和会的考量之一即是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通过此次会议，新中国与30多个国家的爱好和平人士建立了联系，其中不仅包括未建交国家的友好人士，还包括美日等国的和平力量，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民促官”的效果。例如，智利代表团成员达梅斯蒂除参加亚太和会外，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作为当选总统伊巴涅斯的私人代表，会见周恩来总理，探讨同中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可能性。达梅斯蒂抵京后即同中国进出口公司进行谈判，签订了一项关于中国从智利进口硝和铜的贸易协定，这是新中国同拉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对于世界和平运动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促进作用，就连美国情报机构也指出，世界和平运动“为中共提供了与许多国家左翼人士接触的机会，否则其就不能与这些国家建立联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亚太和会无疑巩固和扩大了国际统一战线，在此推动下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民间交往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957年，“中共已经通过‘人民外交’与70多个国家建立了直接联系”，而当时中国“仅获得了30个国家的承认”。

　　从国际层面来看，亚太和会的召开“反映了三十七个国家的人民的争取和平的意志。会议的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证明了和平拥护者的团结正在日益加强，其规模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国际的”。与会代表回国后积极向本国民众宣传会议的成就及通过的决议，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本国的和平运动事业，促使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统一战线不断扩大。例如，日本代表回国后不仅与吉田政府进行坚决的斗争，还发起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日本和平联络会”，其宗旨是与亚太各国的和平运动团体进行密切联络，推进和平运动统一战线工作等。

　　（三）提高了民众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认同感，推动世界和平运动不断发展

　　从1949年4月参加第一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到同年10月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再到1952年10月举办亚太和会，中国与世界和平运动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人民的和平意识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亚太和会的举办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认同感。

　　如前所述，在会议筹备阶段中共中央即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召开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会议结束后，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于亚太和会的认识，推动会议宣言和各项决议的实施，中国还通过举办庆祝大会、开展时事宣讲、举办展览会等方式积极向人民群众传播会议的成就。10月13日，“北京各界人民五万人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大会，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胜利闭幕”。从11月1日开始，中国出席亚太和会的代表郭沫若、刘宁一、金仲华等人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作传达报告，详细介绍了此次会议的情况和成就，以及获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并对和平会议的11项重要决议做了充分的说明。11月2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展览会”，集中展示了各国代表团赠送给中国的礼物、和平会议的照片以及文献等，吸引大量群众前来参观。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宣传效应，在展览会结束后，还将相关图片运往外地进行展览。

　　通过广泛的宣传活动，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形势及世界和平运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们“深深感到祖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真正体会到和平会议的伟大成就”“纷纷表示以实际行动庆祝和平会议的胜利闭幕”。北京电信局一名职工在“参加庆祝会议胜利闭幕的大会上，激动的流了眼泪”，并表示“在北京召开这样的大会，中国的国际地位是提高了”。第二缝纫部一名工人说：“外国朋友都有为和平奋斗的决心，那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生产，保卫和平胜利。”此外，还有一些群众给《人民日报》写信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与感受。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收到北京农业大学通讯组、北京市工商联以及703名归国华侨学生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赞扬了亚太和会所取得的成就，表达了为和平事业奋斗的决心。可以说，亚太和会的召开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意识以及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热情，推动世界和平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同年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召开，而亚太和会则为此次会议召开“作了大规模的动员工作”。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议题及其通过的各项文件与亚太和会的议题及其决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亚太和会成果的再确认。

　　总之，亚太和会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旨在揭露美国的侵略战争政策，打破西方国家的对华孤立与封锁，以便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宋庆龄、郭沫若等知名人士担任会议发起人，周恩来亲自领导相关工作，并由彭真主持会议。为保证会议顺利召开，中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筹备工作。在会议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精神，充分尊重与会代表的合理意见和诉求，推动各方达成广泛共识。亚太和会是新中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举措，对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促进人民外交及世界和平运动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编号2024QQJH005

　　［作者简介］张方慧，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