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武健华、副团长邬吉成等负责这次接待任务。杨德中负责全面工作安排，邬吉成负责机场及各参观点等的警戒工作，武健华负责尼克松的近身警卫。

　　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和要求

　　接待组成员由周总理亲自选定，负总责的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等。接待组下设礼宾、安全、住房、新闻、电视、通信等分组。准备工作中，接待组几乎每周都有几次向周总理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周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事情怎么办，应该去找谁，怎样谈，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

　　1971年12月2日，周总理再一次接见了接待组的负责人，他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主权。对尼克松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认真办好。”对外宣传“要宣传我们的胜利，但不要夸大，不要过头。把语录、标语整理一下”。

　　在最初几次汇报会上，周总理反复强调：这是中美交往中断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总理要求大家一切从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红旗防弹车

　  1972年1月3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双方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在谈判中不时发生一些分歧。但是再困难，韩叙总是想方设法完成周总理的意图。在谈判交通问题时，中方坚持尼克松在中国境内必须乘坐中国的飞机和防弹红旗车；而美方坚持总统要全程乘坐他们的“空军一号”和总统座车，车上还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同时要求中方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其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

　　韩叙是个稳重的外交家，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而又在不经意中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为了万无一失，周总理还亲自试坐了座车，并发现了两个小毛病，经检修后才放心使用。谈判中中方也做了一些妥协。美方提出，2月27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愿邀请周恩来作为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精神号”）。大概在美国总统的出访史上，这是唯一一次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中方谈判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中国还没有喷气式大型客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是苏制伊尔-18的螺旋桨飞机。美方保安人员都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美方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你提出的并要坚持的，你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双方安全人员沟通安保细节

　　在黑格之后，美国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尔逊·利文古德带领WT·本尼迪克特、D·R施瓦茨、P·麦克法坎德等，到北京了解安全部署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和中国安全部门沟通。

　　利文古德等在中方陪同下，看了尼克松将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将参观的八达岭长城等景点，备用的医院以及举行宴会、晚会的场所，听了中方对安全工作的介绍，表示很满意。

　　2月8日上午，双方就一些未决问题进行协商。中方参与会谈的是杨德中、武健华、孙凤山等人。

　　利文古德告诉中方，和总统一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安全人员保持6个人，分住18号楼和6号楼，有罗伯特·泰勒、他本人及4个值班人员。其余20个安全人员住在民族饭店，但需中方提供车辆接送他们换班。这中间有一个出入宾馆的手续、与中方警卫人员的联系配合问题。杨德中说：中方同意美方安排，并可提供车辆。美方人员进入国宾馆，除了带美方证件外，届时仍需经过美方安全人员同中方安全负责人联系。

　　利文古德说：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是尼克松的安全主管，尼随时要找他，希望安排泰勒靠总统近一些。在外出活动时，把尼克松的后卫车放在夫人的车前。他还询问访问期间住地及外出活动时是否有救护车跟随。杨德中表示：泰勒及尼克松身边人员，如美方随身医生等，在外出活动时可坐尼的后卫车（注：后经报告周总理同意，泰勒坐在主车二排副座）。在可能的情况下，中方将尽量安排。后卫车是否放在夫人车的前面，得与礼宾方面商量，估计没问题。尼住地和外出时都有救护车跟随。

　　因访华人员较多，所以美方没给基辛格、罗杰斯派安保人员，利文古德问中方是否可以帮助解决。他还说基辛格有一随员叫利迪，为基保管文件，此人可否和基辛格同乘一车？尼夫人也有一随员叫胡德逊，可否与夫人同乘一车？武健华回答说：我们可以为基辛格、罗杰斯各派一名安全人员随卫。基辛格和尼夫人的随行人员都可与之同乘一车。利文古德对此表示感谢。

　　美方问每逢外出，是否派员打前站，双方的前站人员如何配合？利文古德说他们的前站人员到现场不是到处转，到处检查，而是在现场的进出口或停车点等待总统并协助中方管理美方的记者。

　　武健华表示：所有的参观点，中方都做了详细安全检查，尼外出活动前一般都有前站工作，前站人员何时到达，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也有些活动地点不需前站，如人民大会堂等处。

　　“我们有个排除爆炸物的小组，中国方面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协同我们工作？”利文古德又问：“总统外出时，我们要使用步探机与所有安全人员随时取得联系。”杨德中指出：凡总统到达的场所都已反复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将予以严格控制，不会发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沿途路线，我方已有安全检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们还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外出时你们使用公开的通信器材进行联系，不利于安全，我们不采用这种办法，希望你们也尽量不用或少用步探机。

　　利文古德说：“人民大会堂等处不必检查，沿途路线也不去检查，我们只是在总统住地宾馆的房间进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检查，请中国方面有人带领协助进行。”中方随即表示：“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在住地房间进行检查，悉听尊便。”杨德中向美方提了两个问题：“美方随尼克松访华人员有多少带枪的？你们安全方面用的荧光镜怎样使用？”利文古德说：“我们到北京的安全人员共26人，其中24人带枪。到杭州和上海两地安全人员各8人，其中两地各有5人带枪。总统到杭州、上海访问时，从北京去的有16人，加上两地带枪的安全人员，在杭州、上海各有21人带枪。”他还介绍说：“荧光镜是检查我方上飞机行李用的，特别是28日离开上海回国时要使用。检查时，需要你们提供场地及其他便利条件，请问这样做你们有什么意见？”杨德中表示：“中方乘飞机外出人员的行李统由我们负责，美方外出人员行李由美方负责，是否用荧光镜检查美方人员行李，由你们自定。”会谈在利文古德等的一再感谢声中结束。据我们所知，白宫警卫当局对于原子微尘、细菌和各种毒气的突然袭击，也有严密的预防措施。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们把这类人员都列入来访的技术人员之中。

　　来访的第一天“险象环生”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按惯例，国家元首来访，仪仗队为120～155人，而此次仪仗队员多达360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急促的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坐在一起。上车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拔出枪，子弹上膛，面视车外直到住地。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18号楼值班室忙着，周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查平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此时，尼克松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恰恰是由于这一决定的意外和匆促，我们没来得及和美方打招呼，使美方的随身警卫没有跟上。当美方发现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时，顿时慌作一团。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做了这样的解释，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神情上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第二天的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杨德中同美方人员说明了当时的急促情况，并表示了歉意，这件事才妥善了结。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克松的后卫车到中南海。

　　当美国客人进入毛主席的寓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具体问题时，毛主席当即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毛主席同尼克松晤谈时，我们就在主席谈话室外面的小房间待着，室内还有新华社外事记者李琴等人。泰勒此时不断地与白宫联系，报告总统的行踪，他用了几种通信器材，始终叫不通，急得满头大汗。我和李琴都劝他等换个地方再打。他说美国法律有规定“不能等”。直到最后离开中南海，他仍未能与白宫沟通。

　　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气氛一直很轻松融洽。但这时，美方一随行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原来，他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但没有弄好，只得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毛主席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21日晚7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席间，周总理乘兴拿了一支火柴，点燃了自己酒杯的茅台酒，以示“茅台”的高纯度。他告知尼克松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茅台”消炎、止痛帮了我们的大忙。笑声中双双又干了一杯。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致谢并大加赞赏——晚宴上，乐队除了演奏中国乐曲，还特地奏了一首美国民歌《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歌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是尼克松的心爱之曲，并在其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过。”

　　文章还引申而发：“热情好客，尽显于细节；而予之回馈，也于微小之中彰显。”比如，《纽约时报》采用了一张特别照片——尼克松满脸笑意地帮周恩来脱下大衣。该图片标题为“好客有了回报”。这些细节的报道都很耐人寻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尼克松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立时安定下来。

　　游览长城、故宫巧遇大雪纷飞

　　2月23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这时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下越大。按预定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人一时拿不定主意，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当夜吴忠、杨德中、刘传新等赴长城、定陵等实地勘察。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滑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采取措施，第二天的行车安全就很难保证了。他们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面分段包干，连夜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长城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月24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到八达岭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上午8时，参观车队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这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夫人及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相当多的哲学著作，正因有了准备，此刻他才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传神描绘。

　　回来的路上，与我同车的四位美方特工，不像2月21日从首都机场到宾馆时那样紧张了。他们掏出美国产的水果糖给大家吃，并询问北京一些有名景点的情况，同时也给我们介绍去华盛顿要看哪些地方。他们还说中国产的红旗防弹轿车比较宽敞，车的引擎挺好，乘坐比较舒适，等等。

　　2月25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尼克松在装有两具穿着完全是翠玉制的“葬衣”的木乃伊的玻璃柜前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还看了公元前600年的一些青铜马，并照了相。

　　参观故宫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美特工人员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着实引人注目。他们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都是化纤，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

　　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踪”

　　2月26日，尼克松乘坐周总理的专机前往杭州。

　　这次飞行共用了8架伊尔-18型飞机，1架子爵号飞机，1架云雀直升机。美国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另几架运输机，也加入了这个飞行编队。

　　为了保证安全，还专门从北京空运了两部红旗防弹汽车。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尼克松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当天下午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美特工人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草地上等候。不久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突然对即将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乔冠华只好去找周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毛主席听了总理的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停顿片刻，毛主席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时“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草案被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周总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做些弥补工作。

　　后来我在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看到了她跟随周总理做翻译，在上海看望罗杰斯的始末。

　　借告别宴会与美国特工干杯送行

　　1972年2月27日下午5时，周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在锦江饭店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在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过程中，有冷也有热，有棘手的揪心，也有令人心暖的喜悦。如毛主席听工作人员说，来访的美国人都喜欢吃中国的糖果，毛主席就告知礼宾方面，赠送来访的每位美国人10斤糖果。大气恢宏的毛泽东，居然会注意到美国人爱好糖果这样一个细节。28日，访问团一行临上飞机时，每人都拿到一盒装有10斤糖果的礼物。公报发表当晚，周总理在锦江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我方警卫人员借宴会的机会，与美国特工一个个干杯送行。

　　28日，尼克松一行结束了访问，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启动了。（摘自《世纪》2013年第4期，原题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安保揭秘》，约15000字）【成果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