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封锁、禁运”，恢复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正常贸易往来，新中国进一步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以获得中国经济恢复和工业化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和资金等，并努力与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开拓对西方国家民间和官方的贸易渠道。在1952年4月举行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的40多个国家的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探讨开展贸易问题，并同英国、法国、西德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结束后，中国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开辟了同西欧国家进行民间贸易的渠道和“窗口”。

　　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欧各国的工商企业和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修改“禁运”货单，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美国与英国、法国、西德等国之间对于执行“禁运”政策的分歧也日益加大。西欧许多国家的舆论都认为，朝鲜停战以后，对中国继续实施“禁运”无损于中国，但有害于西方。法国舆论甚至认为，“禁运”侵犯法国主权和尊严；西德工业界主张取消“禁运”；英国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也不得不采取某种积极态度。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前，西欧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都对会议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只要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两大政治问题能够获得某种解决，就可以缓和“封锁、禁运”，改善对华贸易关系。

　　由此可见，日内瓦会议是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新中国开拓同西方国家贸易局面的更好机会和场合。周恩来在为出席日内瓦会议准备期间，充分估计到了这种形势，因而决定抓住这个良好机遇，争取打开“封锁、禁运”的缺口，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1954年2—3月间，周恩来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中写道：“日内瓦会议的议题虽只规定为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但并未排除讨论可能提出的具体问题。”“等到会议中，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1]周恩来在《初步意见》中还提出：“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五人组成。”[2]但在最后确定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正式代表时，中共中央为突出会议的政治主题，又把外贸部副部长从正式代表中去掉，改为担任中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1954年4月24日，对外贸易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代表团首席顾问雷任民率领一大批外贸工作人员随代表团飞抵日内瓦。

　　二

　　鉴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英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艾登对中国态度友好，而且当时英国一些政界和贸易界重要人士均在日内瓦，周恩来总理指示雷任民多找机会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事实表明，把英国作为突破口的决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充分的可行性。此时英国在发展对华贸易方面有强烈的愿望。雷任民和他的助手们刚到日内瓦，英国驻华的谈判代表杜维廉就向雷任民面交英国工业联合会等三个团体给叶季壮部长信的副本。信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工业联合会、伦敦商会和中国协会正在联合组织机构，以便进行对华贸易，如中方同意，拟派代表团去北京。杜维廉递交该函后，即约于4月30日下午请王炳南、王倬如和雷任民出席他举行的晚宴。雷任民随即将杜维廉转交信函和邀请赴宴之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指示说：可以与之接触，可表示我对英贸易态度，并相机试探让该三团体先来日内瓦初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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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4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