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下旬至7月中旬，新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首次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和平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领导下，不仅努力推动会议在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而且以英国为突破口，对西欧国家开展积极的贸易接触，开拓了新中国与西欧贸易关系的新局面，为刚刚起步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东西方冷战局面的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和新中国实施了“封锁、禁运”，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环境。1948年，美国政府正式谋取同西欧国家的合作，以协调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第二年11月，美国提议在巴黎成立一个对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实行“禁运”的国际机构，不久就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不承认北京政权，也不和新中国作生意的政策。不仅如此，美国还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妄图使这个新政权垮台。1949年6月26日，美国指使台湾国民党集团宣布，对中国大陆的一切海港实行封锁。同年底，美国将新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国家之中。1950年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到中国。同年3月8日，美国以公开的法令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物资至新中国。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企图通过“封锁、禁运”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

　　1949年以前，香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地区始终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是一种依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格局。为使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开始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向，提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凡是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不需要或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1]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中提出“一边倒”外交战略方针的同时，也阐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他写道：“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2]这说明，中共中央在对外贸易方向上侧重于发展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间的贸易，但并不排斥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在上述外贸方针指导下，新中国诞生后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贸易交往。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尽管美国已加紧对华“禁运”，但由于封锁还不太严密，加上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很大，美国内部各类资本之间存在利害冲突，一些被“禁运”的商品仍能出口到中国。1950年，苏联上升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其后依次是美国、香港、英国、马来亚、日本、印度、荷兰、西德和巴基斯坦。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就迅速恢复并超过了1936年的记录。这种贸易格局说明，新中国已按既定方针调整了贸易重点，同时也注意兼顾同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同美国的贸易往来。但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禁运”。美国在1951年5月18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的提案，有36个国家参加对华“禁运”。巴黎统筹委员会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制定了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更加严格的对华“禁运”货单。同年10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巴特尔法案”，规定了更严厉和广泛的对华“禁运”措施。此法案不仅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执行，而且要求通过美国与“非美援”国家集体的或个别的合作来执行。由于强化对华“封锁、禁运”，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呈现陡然下降之势：中国从西方国家进口的绝对值，由1950年的8.2亿元降为1951年的2.1亿元，和1952年的0.9亿元；中国对西方国家出口的绝对值，由1950年的6.7亿元降为1951年的0.8亿元，和1952年的0.7亿元。除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以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被迫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同中国中断了直接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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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1949年2月16日。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