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妥善处理战争遗留问题

　　日本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了战后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如侨民问题、战犯问题、赔偿问题等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在处理战后问题时，完全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本着战争不应由人民来承担责任，要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日本政府中的决策者和一般人相区别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而周恩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所体现的宽阔胸怀和远见卓识，则不仅保证了这些问题本身的成功解决，而且对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下三件事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一是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中国政府通过红十字会出面，把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先后分２１批共约３５０００人送回了日本。当时，周恩来曾把这批人看作是“友好的种子”，他说：“许多日军放下武器之后，并没有回国，而是和一部分日本侨民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昨天还在打仗，今天就成了朋友。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没有记仇。”“这是友谊，可以说是真正的友谊，可靠的友谊。”“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８８页。】这批日侨回国后，不但带去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诚意和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的友情，有助于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而且也壮大了中日友好事业的力量，确实起到了“种子”的作用。

　　二是１９５６年６月到９月，中国政府鉴于日本投降后情况的变化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日本战争罪犯在我国关押期间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决定对我国关押的包括苏联政府战后移交的１０００多名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宽大处理，分三批宣布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只对其中罪行较重的４５人予以判刑。６月２８日，周恩来对此作说明时还讲到：如果他们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对年老、患病或身体不好的还可以考虑假释。可以邀请战犯的家属来中国访问，看看自己的亲人。４０多人对１０００多人来说，比例是很小的。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要有一个交代。这４０多人将来也是要回到日本的。这样处理是为了表明，中国政府是真正希望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愉快历史，开始中日间全面的友好合作【注: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１６９页。】。这种既确认了侵略罪行，又宽大为怀、通情达理的做法，赢得了日本社会各界的普遍好感。这批战犯被释放回国后，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投身到了中日友好事业中，有些人还组织了友好团体，如由前日军中将藤田茂等人组成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就始终活跃在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线，发挥着骨干作用。

　　三是关于战后赔偿问题。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中国人民毫无疑问地拥有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曾长期承受巨额赔款重负的中国人民，深知这种赔偿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负担，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愿看到中国人民曾受过的灾难在日本人民头上重演。因此，早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当日中友协首任会长松本治一郎先生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向周恩来表示歉意时，周恩来当即明确回答：“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有些人一时难以理解，为此，周恩来又讲了这样的道理：１、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２、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３、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注:《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４４、２２８页。】。

　　１９７２年中日即将举行建交谈判前夕，日本方面仍对赔偿问题不放心，来访的日本客人频频询问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态度。对此，周恩来再次明确答复：我国不要求日本赔款。因为日本人民同我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现在日本还有军阀的话，我们将要求赔款。但现在日本没有军阀，所以，如果要求赔款，那将是要也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来支付赔款。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注:《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１５８页。】。从而排除了因赔偿问题而对建交谈判产生的障碍。最后，在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使这一最大的战争遗留问题终于得到了妥善处理。

　　回顾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上述问题的处理有些可能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其根源主要是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对侵略历史作出应有反省，以致人们对上述处理不免产生疑问。但是，如果我们用长远的全面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事情的话，恐怕就应当看到：

　　第一，日本政府对于侵略历史缺乏反省态度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政府是否索取了战争赔偿，而是战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需要对日本侵略势力采取保护和扶植政策酿成的后果。侵略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责任完全在战后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那些得到了日本赔偿的东南亚国家也同样没有换来日本政府的应有反省。

　　第二，中国政府的上述宽大处理是有原则有前提的，这就是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自己所犯的侵略罪行，必须使军国主义不再复活。中国人民并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在那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灾难，深知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为这些损失要求赔款的权利。这一点，即使是在建交谈判时中国方面已表示了不要赔偿的意思后，周恩来仍明白无误地告诉日方：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的是中国大陆，我们有战争赔偿的要求权。但是，为了使两国人民两千年历史的友好关系能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宁愿不提这一要求。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日本政府没有并保证不再走军国主义道路，不然，则正如周恩来所讲：“如果现在日本还有军阀的话，我们将要求赔款。”放弃赔款的目的，一是为了和平友好；二是为使军国主义不再复活，是从这个大局着眼的。

　　第三，要求战争赔偿，只能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并不能使真正的军国主义分子受到应有惩罚。而放弃赔款要求，却能使广大日本人民受到深刻教育。前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后来曾说过：“假使要日本拿出５００亿美元的赔偿，按当时的日本经济能力来说，也需要用５０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会阻碍日本经济的成长发展，结果也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这一点是不应忘记的！新中国之所以放弃赔款要求，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珍视日中友好，诚心诚意希望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注:《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第１６８页。】这番话，可以说是表达了大多数日本人民的看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使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包括不少以前对中国缺乏了解甚至反对过中国的人都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树立起了必须与中国友好的坚定信念。随着这种信念在日本人民中的世代相传，复活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将逐渐被削弱，中日友好事业的根基将日益巩固。近年来，尽管日本的右翼势力仍在不时为军国主义张目，制造事端，但仔细观察，他们的追随者很少，只不过是受到了日本执政党的某种纵容，才敢如此嚣张。但这只能使他们在本国乃至亚洲人民面前愈加孤立，唤起人们对于军国主义者的警惕，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

　　（本文作者１９５３年６月生，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７年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学习。现任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新时期党史研究。曾参加撰写《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等书；发表过《改革开放方针形成的历程考察》、《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与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等十余篇论文。北京１０００９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