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充分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战后的中日关系经过了一条从民间外交开始，以民促官，到半民半官、最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发展道路。其中民间外交一直起着关键的、主要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实现，则是与周恩来的亲自关怀和精心指导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日两国重新具备了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政策，拒不承认新中国，禁止其官员与中国政府接触；又限制日本民间与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几乎堵死了日本同中国交往的大门。虽然早在１９４９年，日本国内要求同中国友好的各界人士就发起成立了促进日中贸易和友好的团体，但面对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却一时找不到同中国的联系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巧妙地利用了非官方渠道，首先促成了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

　　１９５２年４月，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政府决定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经济会议，我国应邀派团参加。在进行筹备期间，周恩来特意安排我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名义，先后于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和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４日给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写信，通报这次会议的目的，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这封信立即得到了正欲开展日中贸易的日本各界人士的响应。帆足计等三位在野党国会议员决定不顾政府禁令，以出访欧洲为名，辗转去莫斯科赴会。获此信息后，周恩来立即于３月１５日面嘱即将出发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要他们届时主动与出席会议的帆足计等三人接触，并邀请他们访华【注:参见《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２６页。】。按照周恩来的部署，中国代表团终于促成了战后第一批日本客人对新中国的访问。通过这次访问双方不但签署了战后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而且，周恩来还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向他们推荐了１９５０年中国拍摄的电影《白毛女》（三年后这部电影又被日本人改编成芭蕾舞剧），使这次访问又同时成为战后中日文化交流的开端【注:参见［日］古川万太郎著、陈喜儒等译：《战后日中关系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４７页。】。

　　此后，在周恩来的关怀、推动下，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又陆续签署了渔业、侨民、文化、科学、工会等许多协议，交往日益增多。对此，周恩来曾欣喜地谈到：“中日两国人民在两国政府尚未来往和签订协议的时候，直接办起外交来，解决了许多问题，对双方都有利。”两国人民团体之间多多来往，是很有利于两国政府关系的改善的。“我看，就照国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间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７１页。】以后，周恩来又多次重申了他的这一构想，即从民间外交做起，以民促官，逐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实践证明，这一构想不仅完全可行，而且非常成功。

　　民间外交，不仅开辟了中日两国战后发展友好关系的道路，而且，在两国关系受到破坏，出现倒退时，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克服障碍、打破僵局的作用。１９５７年２月，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致使刚刚开展起来的中日民间交流一再受到限制和破坏。中国政府不得不于１９５８年５月宣布中断两国间的一切经济文化交流，两国关系陷入了低潮。这期间，周恩来通过尚未完全断绝的人员往来，主动邀请一些在日本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实业家以个人身分访华，一方面及时了解、掌握日本各党派、各阶层的动向，寻找修复关系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一再重申中国政府关于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表明中国人民愿同日本人民和平友好的愿望，沟通了与日本友好人士的相互了解，收到了良好效果。８月，通过廖承志等与日本社会党代表的接触，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打开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即：立即停止并不再发生敌视中国的言论或行动；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要阻碍恢复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注:《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第３９６页。】。这三项原则很快被日本一些在野党和友好人士所接受。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并未做出回应，致使两国关系的改善进展艰难。

　　当周恩来得知由于中日贸易停止，使一些依赖中国原料的日本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时，马上指示中国有关方面用“照顾物资”的方式与这些中小企业进行交流。此举在日本各界极得人心，同时孤立了岸信介政府，甚至使执政党内部发生进一步分化，出现了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趋向。当岸信介政府下台后，１９６０年８月，周恩来又在原来政治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并通过会见来访的日本经济界人士转告其政府。贸易三原则的实行，使中断了两年的中日贸易得以恢复。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又通过与日本著名实业家高崎达之助等人的多次磋商，确定了用渐进积累方式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方针，并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签署了由双方政府要人出面支持的长期综合性贸易备忘录。据此双方又决定互设办事处，为官方建立经常性联系的窗口。从而不但为中日贸易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且还把一度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由单纯的民间交往推进到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１０年后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正因为如此，在中日建交之时，周恩来对长期为中日友好而奔走的日本民间人士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以“吃水不忘掘井人”这句中国名言表达了对他们的敬意，表示中国人民“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他还指出：即使中日建交了，民间外交仍然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像“北京的街道上有汽车在跑，同时也有自行车在跑，政府间的交流要进行，民间的交流也要进行。老朋友要互相交流，新朋友之间也要相互交流”【注:《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页。】。总之，要官民并举。建交２５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完全体现了周恩来的这一要求，同时也更加证明了民间外交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通过开展民间交往，既可以比较扎实地积累起深厚的群众基础，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的趋势，进而推动政府间的关系正常化，又可以使已有的正常交往，内容更加丰富，方式更加多样。第二，这种“以民促官”、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渐积累方式，能够在官方接触尚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为双方开辟联系渠道，沟通信息，求同存异，广交朋友，逐步地创造条件，实现官方之间的正常交往。第三，这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不但开辟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而且如同周恩来所说，“在国际关系史上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范例”【注:《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第３１３页。】，为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日益丰富的友好交流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