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72年2月15日，是中国农历的新年——春节。这一天凌晨2时16分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一幢农舍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30年过去了，斯诺毕生为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为中美友好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永放光芒。

　　他是中美友好关系最早的铺路人，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报春燕。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及其他有关中国的著述，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

　　1928年，年仅23岁的斯诺怀揣着从纽约股票交易中赚的800美金，挎着一架旧柯达照相机，在开往远东的一艘货轮上当了一名临时水手，横渡太平洋，寻找“东方的魅力”。他到达上海，原打算在中国只逗留6个星期，结果却一住就是13年。从此，斯诺的一生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诺正直勇敢，追求真理。他超越中美两国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认识和理解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斗争。在旧中国，斯诺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天灾人祸，寄予深切的同情。起初，他曾把中国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身上。经历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他看到国民党统治者的反动、腐败和无能。1936年夏，他到陕北苏区访问。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4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斯诺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从自己在旧中国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刻了解中，认为“其他的方法都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为时间紧迫，不容渐进，也因为中国历史一再证实革命方是生路。”

　　斯诺在访问陕北苏区后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和其他许多报道文章，客观、公正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震撼了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使许多西方记者、作家、学者争先恐后地奔赴苏区访问，还吸引了诸如白求恩、柯棣华、汉斯•米勒等许多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到抗日根据地支援和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阳早、寒春等美国青年都是读了《红星照耀中国》后，到中国解放区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一直帮助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

　　《红星照耀中国》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后，美国人民争相阅读。一位普通的美国妇女读了之后，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钦佩和支持。毛泽东立即回信表示感谢，并“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姐妹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美国当时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在连夜读罢《红星照耀中国》后，立即把此书推荐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读后成了“斯诺迷”。斯诺回到美国后，罗斯福总统先后3次接见他，了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罗斯福对斯诺说，“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当罗斯福问斯诺：“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斯诺建议美国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在1945年3月3日，罗斯福第3次接见斯诺时，表示准备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军事援助。罗斯福还说：“我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这样做下去，直到把他们合在一起。”遗憾的是，就在这次接见后一个多月，罗斯福因脑溢血突然逝世，斯诺的期望未能实现。

　　1939年秋天，斯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欢迎会上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斯诺先生首先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还举起斯诺送给他的一本《西行漫记》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先生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毛泽东赞誉斯诺“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工作的铺路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诺时刻关注着神州大地上正在进行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决战。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中国必须变红吗？》的文章，预言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经穷途末路，不可挽救；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947年1月，斯诺会见了杜鲁门总统，建议杜鲁门改变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是杜鲁门出于美国同苏联相抗衡的战略需要，企图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变成在亚洲的一个反共阵地，不可能采纳斯诺的意见。杜鲁门故作调侃地对斯诺说：“你知道，我并没有要求担任这一职务（总统）。罗斯福知道什么时候死去合适。你想当英雄，就要死得其时。要是罗斯福还活着，他自己也会发现他和我的困难处境一样。”

　　尽管杜鲁门政府使斯诺十分失望，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而呼号。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前夕，在美国人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将变成苏联的附庸。斯诺于1949年4月9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的长文，以他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因素，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做了否定的回答，并肯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使美国读者耳目一新。新中国一成立，斯诺又在美国《民族》周刊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杜鲁门政府制订新的外交政策，立即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