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成立前后，我也接待过一些外宾。这期间，也有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活动。

　　一次是1957年5月31日至7月13日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尼泊尔。尼泊尔是我国近邻。当时，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由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兼任，由一个参赞在尼泊尔作实际工作。我们先到印度，准备了一段时间，然后和潘自力大使一起到尼泊尔访问。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是一位有思想、有魄力、文化修养很高的年轻君主，他在国内的威信非常高，当时虽然还没有到过中国，但很重视中国代表团，曾先后6次在皇宫接待我们。首相兼外交大臣阿查里亚从我们一到尼泊尔便与我们保持经常的接触。在一次招待会上，国王将我、翻译和他自己共3人安排在一个桌上，而将外交大臣、潘自力大使及翻译安排在另一桌上，实际上是国王为了同我谈话方便特意这样安排的。

　　国王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古老的、传统的文化及过去的学术研究抱什么态度？他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对我们不了解，另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多少有些怀疑。我对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对过去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接受的，对优秀的学术成果也是接受的。列宁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不拿过去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和列宁都接受人类很多优秀的知识。社会主义对人类过去的文化知识不是抱否定的态度，而是接受这些知识，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进一步发展。

　　国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宗教问题。他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宗教是鸦片，是麻醉剂。社会主义对宗教是否排斥、打击呢？他担心西藏问题，担心喇嘛教是否能存在。问题提得很尖锐。我谈到，1954年中国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制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相信宗教的自由。他又问，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宗教？我告诉他，中国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等。当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均是国家的领导人。

　　国王提的第三个问题更为尖锐。他问，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后，军事力量强大了，这样会不会侵略其他国家。尼泊尔是一个小国，国王提问的用意我是理解的。我回答说，过去的中国是由封建统治者统治，他们压迫和剥削人民。旧中国有过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但也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对遭受侵略的国家的人民是十分同情的。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反对剥削和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侵略别国。我们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我们尊重民族独立、民族主权和民族解放斗争。我们相互间谈得很融洽，他谈得很深，我也谈得很透。

　　访问尼泊尔回国后，我们把这些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对尼泊尔我们要做好工作，要帮助他们修公路，搞建筑，邀请尼泊尔国王到中国访问，到西藏访问。现在尼泊尔到西藏的交通很方便。

　　这次访问之后，我们又陆续到过一些国家访问。如1957年12月20日至1958年1月20日，以郭沫若为团长、包尔汉和我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到埃及参加亚非团结大会；1959年2月12日至3月1日，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朝鲜，我们以对外联络委员会及对外文化协会的名义同朝鲜签订了第一个中朝文化合作协定；60年代初我又第二次访问朝鲜；1961年4月24日，我们应邀去古巴进行友好访问，等等。

　　1965年5月以后，我参加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的工作，并担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的党组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文委党组书记李昌同志被批斗靠边站，经陈毅副总理请示周总理，决定由我临时负责对外文委的工作。文委被军管后，我也被撤消一切职务，靠边站了。

　　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仍接待了一些外宾。1966年11月，阿尔巴尼亚阿中友协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那时，我们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很好。陈毅同志叫我接待，但造反派从中刁难，陈毅同志请示周总理，由于周总理出面干预，我才继续进行这项工作。我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延安、武汉、上海、杭州、长沙、广州等地参观。12月底，参观访问结束。我把代表团送走后，回到文委又被隔离审查。1967年9月3日，越南派了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周总理同造反派打招呼，要我去陪同他们访问。我陪代表团先后到山东、上海、桂林等地访问。回来后，继续受审查。后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68年经周总理过问调回北京。

　　1978年，我恢复工作，任对外友协副会长和党组副书记。当时对外友协会长是王炳南，副会长是夏衍、我、林林、侯桐、谢邦定（兼秘书长）。同年11月7日至12月21日，我率代表团访问英国、比利时和法国。周总理曾跟我们讲过，要不忘老朋友。我们在欧洲有许多老朋友，也有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团体。英国原有英中友好协会，自中国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协会就解散了。后来又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会长是李约瑟。我们到英国后，李约瑟亲自驾车接我们到他的研究室参观。他的研究室里有很多中国书，包括许多线装书，还有一些中国字画。他还在家里盛情招待我们，并把几十年前拍的有关中国的相片拿给我们看。在英国，我们不仅拜会了过去的老朋友，而且结交了新朋友。

　　在比利时访问期间，我们在与比利时国王见面时，特别谈到了其已故祖母伊丽莎白王太后的往事。伊丽莎白王太后是欧洲著名社会活动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斗争，救援过一些著名的文化人，使他们免遭法西斯迫害。在希特勒侵占比利时，比利时王室流亡期间又积极呼吁支持反法西斯斗争。她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化人。在中比尚未建交时，她即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感。在中国国庆10周年前夕，我们以对外文协名义邀请她到中国访问，参加了国庆10周年的盛典，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郭沫若等我国领导人友好的接待。回国后她热情宣传对华友好，为中比建交起了很好的作用。后来国王曾派王室武官将其祖母1959年访华时所摄照片（与宋庆龄等人的合影）及底片送给我作为纪念，这是中比友好交往的佳话。

　　1980年4月18日至5月1日，我又率中国对外友协、中朝友协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1年率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罗友好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1982年5月21日至6月20日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意大利。除此之外还访问了其他一些国家。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自50年代以来中国各民间团体同日本的交往。几十年来，我们接待了大批日本民间的、半官方的友好团体。周总理曾多次接见日本各方面人士，促成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日本兴起的“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运动，并使执政的日本自民党逐步调整了对华政策，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由于周总理的安排，中国又开始了人民外交的各种活动。1973年4月至5月，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周总理安排我担任代表团的副团长。代表团的成员相当广泛，除廖承志夫妇外，还有张香山、马纯古、华罗庚、荣毅仁、王芸生、谢冰心、孙平化等老同志，以及李季、古元、陈祖德、郑风荣、戚烈云等在中国文化、体育界有过突出贡献的同志。周总理对这次派团访日十分重视，他提出一个口号，叫“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代表团离京时，他安排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为我们送行。回国时，刚下飞机就被接往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认真听取汇报。这次访日活动相当成功。在日本，廖承志同志在东京、京都、大阪一带活动，其他同志则分别到日本全国各地活动，北到北海道，南到冲绳岛，西到新潟，东到仙台。大家既访问了老朋友，也广交了新朋友。我们在日本各地所受到的新老朋友的真诚接待及在日本朝野引起的巨大轰动，使我们再次感受到由周总理倡导的人民外交活动的巨大力量。其后，在1978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充分证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战略思想是十分正确的。

　　从1958年起负责外交工作的陈毅副总理也十分重视人民外交工作。他说过：“中国的人民外交，是通过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两种形式来实现的。这两种形式的密切结合和灵活运用，构成了我们人民外交的体系，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最大特色。”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关怀下，60年代初组建了东方歌舞团，学习、排演亚、非、拉各国优秀的民间歌舞，积极开展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文化艺术交往。在陈毅副总理的倡导、支持和促成下，中国和日本围棋界开始进行交往。1960年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接待了第一个由日本高段位棋手组成的日本围棋界代表团，影响很大。

　　60年代中期，西欧、非洲的许多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周总理提出“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了解”的方针，亲自出访非洲各国，在非洲朝野广泛地开展了工作。看到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发展和进步，我和许多在外事部门工作的同志一样，深受鼓舞，并为自己能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感到自豪和欣慰。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友协的工作在过去的基础上更加生气勃勃地开展，出现了新的局面。截止1988年底，对外友协已同8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对华友好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及知名人士开展了友好往来。王炳南同志在这段时间为继承发扬人民外交的优良传统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亲自率领友好代表团对印度、波兰、保加利亚、苏联等国的成功访问，为中国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此外，从对外文协到对外友协，几十年来许多同志在这个领域热情而辛勤地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同时，通过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使外国友人认识了解了中国。

　　回顾我在对外友协工作的经历，回顾我国开展人民外交工作所走过的路程，深感开展人民外交对于增进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目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走向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也逐渐了解和重视中国。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政府和人民是一贯支持和维护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的。因此，我们开展人民外交，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也可以说是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服务的。我们要在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更好地开展人民外交工作，为人类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姚佩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