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对外文化协会的工作中，一直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他不仅关心对外文协的组织建设，还指导我们把外国朋友请进来，同时鼓励我们“走出去”。50年代中期，周总理多次说过，要办好新中国的外交，要办成一种新型的外交，应该有新的格局。除了官方的接触以外，还要广泛地和各国进行民间交往。用周总理后来的话说，叫做：“争取人民，了解人民，寄希望于人民。”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在社会声望上、在学术地位上都很有影响的朋友。同时也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国访问，其中有很多国家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我们派出的代表团北到北极圈的冰岛，南到南美洲的智利，足迹所至，遍及五大洲。

　　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对外文化协会成立以后两次重要的访问活动。一次是1955年中国古典歌舞剧团（约60多人）去北欧的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访问，还到了当时没有与之建交的冰岛。在冰岛，受到了从总统至普通群众的热情接待。当时我们交往的一些朋友，后来大多数毕生致力于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拉克斯奈斯邀请我们到他的别墅交谈了一天，我们相互成为很好的朋友。拉克斯奈斯曾说，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就等于没文化，不到中国就等于没有到世界。这次访问回国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指示，可以以对外文化协会和我的名义邀请拉克斯奈斯到中国访问。周总理对我说，将来还要继续组织出国访问，要随时有这种思想准备。

　　另一次是1956年8月至12月对南美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四国的访问。当时，南美地区许多国家对中国不了解，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疑问或困惑。不少朋友在想，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的命运如何？就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在周总理亲自关怀和指导下，我们筹组了一个大型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出访南美。艺术团成员共80多人，其中多数是在国内享有盛誉的艺术家，京剧界有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等；音乐界有刘淑芳、魏启贤、王铁锤等；艺术指导是赵沨。周总理对这次出国演出的节目，包括舞台布景和灯光色彩，都亲自审查并作了重要指示。艺术团出国前夕，周总理接见了全团同志，并和团负责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勉励我们多交朋友，多谈文化，多宣传新中国的发展。同时他告诉我们，做工作不要强加于人，特别是对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疑虑的各国官方，要体谅他们。当时，我国和南美各国没有建交，在南美各国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使馆”，周总理指示，对他们也要区别对待，在私下可以和他们有间接的、个人的接触。此外，周总理还通过外交途径，请印度和南斯拉夫在南美的使馆在我们出访时予以关照。对在南美的华侨，周总理指示我们要深入细致地做工作，让他们感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对海外华侨是一种支持和鼓励。要尊重和访问当地的华侨领袖，要特别注意做好上层侨界领袖的工作，逐步使他们对新中国有正确的认识，逐步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影响。总之，周总理勉励我们，要走出去，要向南美各国人民介绍一个新的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象。

　　我们中国艺术团带着周总理的嘱托首先到达智利访问。选择智利作为我们出访南美第一站的原因是，我们已在智利交往了较多的朋友，如社会党领袖阿连德（后当选为智利总统）、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诗人聂鲁达、画家万徒勒里等人。他们成立了智中友好协会来接待我们，阿连德先生到机场迎接，并亲自驱车把我们送到美丽的圣地亚哥市中心的旅馆。我们在智利的第一个活动是全团向智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奥希金斯的铜像献花圈，以表我们对智利人民、对智利民族感情的尊重。当时我们这个看来很普通的活动，却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使国民党政府“使馆”所散布的我们此行的目的是“颠覆”，是“革命输出”等谣言不攻自破，使很多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有疑虑，对中国还不了解的智利朋友，开始重新认识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在智利有90％的人信仰天主教，因此我们也请宗教界的人士看艺术团的演出。智利总统看到人民爱看我们的演出，也招待了我们，同我们照像，并和我交谈，这表明艺术团可以公开活动。这件事，在拉丁美洲报纸上一宣传，为我们艺术团到其它地方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时，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的，我们在南美的第一次访问演出活动是成功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全世界人民希望了解新中国的愿望是什么力量也封锁不住的。周总理号召我们“走出去”，是有预见性和战略眼光的。

　　在智利访问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去阿根廷访问。阿根廷当时是拉丁美洲的政治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我们在阿根廷的科隆艺术剧院举行了首场演出，这个剧院在南美首屈一指，首场演出后，影响很大。我们在阿根廷参观了一些地方，游览了一些风景区。阿根廷的教育部长接见了艺术团的部分领导人。

　　接着到乌拉圭访问。因为其国家较小，由一个官方的文化组织接待了我们。乌拉圭被称为拉丁美洲的瑞士，文化程度较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较高，地方虽不大，但靠近海，风景秀丽。我们艺术团除在乌拉圭演出外，还参观了很多地方。我们在乌拉圭的活动受到了官方重视，乌拉圭执政党领袖接见了我们。

　　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也是我们出访南美四国的最后一站。我们到巴西后，受到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的接待，他与我们很友好。在巴西首都圣保罗演出时，巴西总统本想来看我们演出，但因他受到的牵制较大，就让其夫人及女儿来观看，并且赠送了一个花篮。艺术团杂技演员送给总统女儿一个空竹。不久，巴西市场上大批塑料空竹上市，一时成为孩子们喜爱的玩具。演出的影响达到如此程度，说明我们从艺术文化方面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的方针是正确的，演出取得了成功，消除了一些人的疑问和顾虑，不仅民间重视我们的演出，当地的政府也不得不注意我们。

　　在这四国的访问中，我们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争取得到当地朋友们的协助。拉丁美洲有很多华侨，在当地有一定影响。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特别注意与当地华侨的接触和交往。在智利访问时，国民党政府“使馆”千方百计阻挠当地华侨和我们接触，但是，由于我们近百人的艺术演出团的影响，不少华侨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和封锁，来买票看戏，有的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宴会、茶会和各种会见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对长期隔绝了的祖国有了一些了解，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例如，有的华侨在我们住宿的旅馆订了房间，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日夜轮班守护，防止有人捣乱。我们通过一些朋友的联系，拜访了一些华侨和华侨领袖。虽然这些侨胞入了外国籍，但他们仍然是爱国的，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工作可做。

　　我们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重点接触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侨胞领袖李玉堂先生。李先生早年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在南美定居。他采用乡长或家长的办法，资助到南美特别是阿根廷的华侨青年求学就业，乃至成家立业。他还注重兴办教育，自己担任不少学校的校董事职务。他的学生不仅遍及侨界，而且在阿根廷政府的高级官员、政府部长、国会议员中也有不少门生弟子。由于历史的因缘，国民党政府驻阿根廷的“大使”也对李玉堂先生执弟子礼。我和代表团的一些同志多次去李玉堂先生家中看望，并几次邀他观看演出，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他亲眼看到新中国艺术使者的演出在当地朝野引起轰动，使他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深深体会到，有强大祖国作后盾，他们才能在侨居地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及获得的成果，体现了周总理关于国内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战略思想，其影响是深远的。

　　当时周总理和文化部的夏衍、钱俊瑞等同志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外面的时间很长，有人生病了不能演出，国内又不断地派人来。出去时有80多人，回来时近100人。

　　出访结束后，我们转道欧洲，分批从瑞士苏黎世乘捷克航空公司飞机经布拉格回国。途中因一架飞机失事，代表团秘书长李德椿、工作人员邓子若及演员、舞台人员共10人不幸遇难殉职。大家对这10位同志的牺牲表示深切悼念，在京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将10位烈士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所做的工作将永远铭纪在我们心中。

　　这次南美四国之行，我们先后在圣地亚哥、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五大城市演出58场。通过演出和参观访问活动，我们与这几个国家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文学艺术界人士进行了直接接触和友好交谈，也和这几个城市的广大人民见了面。我们通过中国古典戏剧和民间歌舞艺术的演出、座谈、演讲、报告等活动，具体生动地介绍了有着悠久传统、丰富多采的中国艺术，介绍了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表达了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这些作法收到良好效果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访问中我们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深切感受到了广大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正如一位巴西朋友所说的：“成千上万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热烈而友好的欢迎古老但又年轻而富有创造性的中国艺术使节们，欢迎永远摆脱了压迫枷锁的伟大中国人民派来的代表。”“通过对中国艺术家的欢迎，巴西人民得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热爱、钦佩和支援。中国艺术家们的访问和演出，也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我国人民的重视和关心。”这些话不仅恰当地说明了我们访问演出的意义，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得到的荣誉，乃是各国人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艺术，对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钦佩和崇敬。我们在这四国的访问是一良好开端，对于今后继续与这些国家及人民保持友好关系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