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斯诺时刻关注着神州大地上正在进行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决战。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中国必须变红吗？》的文章，预言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经穷途末路，不可挽救；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解放斗争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947年1月，斯诺会见了杜鲁门总统，建议杜鲁门改变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但是杜鲁门出于美国同苏联相抗衡的战略需要，企图把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变成在亚洲的一个反共阵地，不可能采纳斯诺的意见。杜鲁门故作调侃地对斯诺说：“你知道，我并没有要求担任这一职务（总统）。罗斯福知道什么时候死去合适。你想当英雄，就要死得其时。要是罗斯福还活着，他自己也会发现他和我的困难处境一样。”

　　尽管杜鲁门政府使斯诺十分失望，但他依然不遗余力地为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而呼号。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前夕，在美国人中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将变成苏联的附庸。斯诺于1949年4月9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中国会成为俄国的卫星国吗？》的长文，以他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深刻了解，和对中国的地理、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指导他们行动的理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等因素，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做了否定的回答，并肯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使美国读者耳目一新。新中国一成立，斯诺又在美国《民族》周刊上发表文章，建议美国杜鲁门政府制订新的外交政策，立即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他身处逆境，心系神州；他三次访问新中国，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奔走呼号，重新架设起中美人民沟通的桥梁。

　　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国内以联邦参议员麦卡锡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以法西斯手段迫害美国国内民主进步人士。期诺所服务的《星期六晚邮报》成了“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鼓吹者。从1948年开始到1951年2月，斯诺3次提出辞职，最后辞去副总编辑之职，他认为该报社论和文章的观点损害了他的声誉。在整个50年代里，斯诺一直遭受政治迫害。他受到来自右翼分子的攻击，被诬为“领取斯大林津贴的党徒”、“毒化了美国公众舆论”的“危险分子”。《纽约时报》曾在第一版上把斯诺的名字列在“一批成分复杂的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分子”之中；尽管斯诺提出抗议后名单的制造者不得不向斯诺表示道歉，但终究对斯诺及其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斯诺的著作在美国很难出版，书店和图书馆把斯诺的书从书架上取下来。斯诺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抗议，才使他的书重新放回。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对他进行安全监视。1953年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还到斯诺家中以了解斯诺在新闻界的熟人为借口，对他进行讯问。美国国务院还打算对斯诺护照的有效期不予延长，斯诺曾提交一份声明说，“我现在不是，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并一再声明这一点。

　　斯诺身处逆境，但是他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新中国的事业。当美国国内反动势力攻击、污蔑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时，斯诺挺身而出进行驳斥。他在1955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革命并非由革命者和他们的宣传所造成。坏的、无能的和腐败的政府造成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情况而导致革命。在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更能动员广大人民去进行有价值的斗争和牺牲。所以他们能够取得胜利。”当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诬蔑新中国人民政府在国内镇压反革命是进行“大屠杀”的文章时，斯诺立即给该刊主编写信表示抗议。他越来越觉得对他的国家的政府难以理解和不能赞同了。他对哥哥霍华德说：“不是我变了，而是这个国家和时局变了。”他终于在1959年，被迫携带妻子儿女举家离开美国迁往瑞士居住。斯诺深爱养育他的祖国，他保留着美国国籍，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故国。

　　尽管斯诺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依然痴心不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他在给在北京帮助新中国进行建设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爱泼斯坦的信中表示，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变，仍在继续不断地为寻求建立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而努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中，1950年，斯诺就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重访中国，由于爆发朝鲜战争未能如愿。1951年他曾收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邀请。1955年9月，斯诺又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访华。1957年初，斯诺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关系协会邀请他和家人访问中国。但是，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访问新中国的禁令使他无法成行。几经周折，直到1960年6月，斯诺重访中国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斯诺访问新中国，他认为自己对中美两国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他尽一切努力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正常关系。斯诺曾写道：“打破我们与中国之间的隔绝状态，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就像我在1936年所做的工作一样，并且更为重要。”在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后，斯诺于1963年5月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感到，我对中国和美国都负有责任。在这一时刻，我或许能发挥某种关键作用。”他认为“和平而又竞争的共存最终必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

　　斯诺1960年在中国访问期间，美国选出了新总统肯尼迪。在中国访问后，斯诺抱着对肯尼迪新政府可能开始改善中美关系的热切希望，急忙赶赴纽约去会见已被肯尼迪提名为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他以早于任何人的先见之明，试图向这位即将上任的新国务卿阐释后来日见端倪的中美关系的进程。然而，腊斯克对斯诺具有独到见解的访问报告却毫无兴趣。美国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在他写的《斯诺传》中曾描述：“当斯诺谈他的意见和看法时，腊斯克一面狼吞虎咽地吃早餐，一面打电话。过了几分钟，这位已被提名的国务卿突然结束会见，而且也不说以后什么时候再谈。这位外交政策的设计人只表示歉意，说时间太紧，会见就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