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交往，冲破封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民间外交活动

　　广义上说，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共不掌握全国政权，它所从事的一切涉外交往活动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如从党一成立时就开展的与共产国际、苏联党的交往。但本文仅重点考察其交往对象属于民间层次的涉外活动。这一工作是在中共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开始的。从1936年7月到1937年9月，中共在陕北曾接待过十多位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编辑和医生，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分别向他们做了详细说明，收到了良好效果[23]。但最具代表性并取得极大成功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民间外交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与国际友人的频繁交往。抗战时期，与中共有密切交往的国际友人不仅人数多、国籍分布广，而且成分复杂。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新西兰、加拿大等十多个国家。其中有的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如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等；有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有的是宗教界人士，如美国的鲁茨主教、传教士希金斯等；有的是医生，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有的是著名学者或科学家，如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学者林迈克等；还有一些是党派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又名林哲、冈野进）、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这些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白求恩、德国记者希伯、朝鲜革命者金昌华等。

　　第二，与国际组织的交往。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等。1938年6月，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会见了世界学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并详细解答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抗战虽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全世界人民[24]。同年8月在纽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百年和平大会上，世界学联访华代表团向大会递交了一份详细的访华报告，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军所犯的严重罪行，盛赞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呼吁世界各国青年加紧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对中国抗战进行援助。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冲破重重阻力抵达延安，进行考察访问。中共从一开始就对中外记者团的来访非常重视，针对中外记者提出的“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的要求[25]，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26]。代表团到来后，毛泽东、朱德等主要领导人随即予以会见，并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叶剑英向记者团介绍了中国抗战7年来的斗争历程，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成了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截止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只占16％[27]，在记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三，通过驻国民党区域的合法机构开展民间外交。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更不允许中共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中共只能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进行对外交往。中共还利用这些合法机构掩护秘密机构的存在，如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秘密机构长江局，下设国际宣传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国际宣传组：“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同在武汉的国际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28]

　　武汉失陷后，上述机构随即迁到重庆，1939年1月中共决定撤消长江局，设立南方局，下设外事组继续开展对外工作。当时的重庆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聚集地。据统计，“当时仅常驻重庆的外国人就有1129人，……这些外国人员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医务、教育、新闻等各方面人员，而较多者是外交、军政方面的人员。”[29]

　　第四，重视对在华日人的统战工作。中共始终把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积极开展在华日人的统战工作，尤其注重对日本战俘的感化和教育工作，提高其政治觉悟，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30]。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许多日本俘虏积极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1月，在山西八路军野战总部，杉本一夫等日本士兵创建了在华日人最早的反战团体“觉醒联盟”。其宗旨是“促使日本兵士与人民从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欺骗压迫中觉醒”，“与中国军队协力，尽全力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1]。联盟成立后积极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在瓦解敌军、削弱敌军战斗意志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觉醒联盟”在战斗中不断扩大，冀中、冀南、晋察冀、胶东、苏北、苏中等地相继成立支部。在整个抗战期间，在华日本人参加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的成员总数达1200人[32]。

　　此外，中共还十分重视通过华侨途径来开展民间外交工作。抗战期间，华侨积极在驻在国从事宣传、募捐工作，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据不完全统计，到1941年初，华侨就通过宋庆龄等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向中共捐款达26亿元之多[33]。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活动的广泛开展，对于打破国民党的封锁，扩大中共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共的态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制止国共摩擦、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共了解世界，日后走向国际政治斗争的大舞台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建国后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积累了丰富有益的成功经验[34]。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应邀赴重庆谈判期间，也曾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外交活动，多次会见各国援华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日本反战同盟作家鹿地亘等友好人士，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共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这一正义主张的了解[35]。即便是在内战正式爆发后，中共也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向国际社会一再表明自己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诚意。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20世纪50至70年代初的民间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