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民间外交研究逐渐纳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一般习惯于把中日民间外交研究从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到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邦交正常化以后至今为第二阶段。限于篇幅，本文仅对邦交正常化以前中日民间外交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简要作一述评。

　　一  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中日民间外交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在近2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由于中日民间外交研究的内容涵盖面较广，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和切入点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单独的课题独立出来，如《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专门论述中日民间外交的专著，作者通过对中日民间经济交流的政治外交意义的分析，揭示1945年至1972年间中日关系发展的若干特征，论述了向来被人们忽视的国家关系的又一个侧面；在分析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在中日交涉过程中的作用的基础上，重新估价民间工商企业界人士或经济团体在外交上所发挥的作用。[1]《论中日民间外交的作用》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意义两个方面，分析了中日民间外交的特征和过程，论证了民间外交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改善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论中日民间外交》一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的发展为背景，论述了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3]《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则认为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 民间交流(外交) 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4]

　　部分学者将这一问题纳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范畴内，例如以新中国外交为研究对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以战后中日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日关系（1945—1994）》（吴学文等著，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刘天纯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罗平汉著，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张香山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等著作，都是把中日民间外交作为建国后中日关系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行论述和研究的。至于涉及中日民间外交内容的论文因为数量众多，本文不一一例举。

　　部分学者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人物思想研究为切入点来论述中日民间外交，其中以研究周恩来的对日外交思想与实践为主，例如陈答才、潘焕昭著《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建平《从中日关系正常化看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静《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一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看周恩来所倡导的人民外交》（《四川党史》1992年第5期）、刘丽君《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闽江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孙大力《周恩来开拓中日友好事业的宝贵启示》（《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4期）、纪亚光《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等著作和论文20多篇。除此之外，林海曦的《论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研究了毛泽东的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李学如的《廖承志与中日民间外交》（《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驻中侠的《赵朴初与中日民间外交》（《池州师专学报》2005年第6期）分别论述了廖承志、赵朴初在中日民间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王晓秋的《老一辈学人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神州学人》2002年第9期）论述了以郭沫若、廖承志、孙平化为代表的老一辈留日学人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另外，还有学者从党史的角度研究民间外交，例如在陈龙娟、于海霞的《试论中国共产党的民间外交》（石油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等论文中都用了较大篇幅对中日民间外交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  研究内容以及存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