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团结奋斗赢得伟大胜利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
[摘要]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要团结在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下。在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控制朝鲜战势发展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提出一系列以团结为红线的战略策略,为此后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做了切实的斗争准备。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团结;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一重大论断,明确回答了中国人民何以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然所在,深刻揭示了贯通中国共产党历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共同的历史经验。聚焦新中国历史,党和人民的一切成就都是依靠团结奋斗实现的。比如,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值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本文将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党政军民团结奋斗、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历史实践与内在意蕴进行梳理阐释。2020年,笔者曾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辉典范》为题撰写一文,归纳总结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斗争精神的实质。本篇是再续前章,但重点论析团结奋斗之团结的内涵;亦是裨补前文,阐明团结与斗争的互动逻辑及其对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团结奋斗的视角,礼敬抗美援朝战争,可更充分汲取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智慧与力量,更深刻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新时代新征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好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团结在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的一边,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不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受到侵犯,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的人们要团结在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下,要以团结的正义之气、正义的团结之势,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与侵略。
(一)发出正义声音,声援朝鲜人民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的对抗和武装摩擦始终未断。1950年6月25日,朝鲜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军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同时,杜鲁门还派遣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30日,杜鲁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通报了关于派遣1个团级战斗队到朝鲜作战的决定,并宣布马上向朝鲜再派出两个美军师。美国政府公然武装侵入朝鲜和台湾海峡,是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对此,一向爱好和平、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迅即发出正义声音,旗帜鲜明地声援朝鲜人民为争取国家独立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1950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加框突出方式发布朝鲜战争爆发消息,刊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部6月25日发表的公报中有关朝鲜战争发生经过及其应对措施的内容,转载了塔斯社平壤6月22日电讯中谴责“美国帝国主义者已命令李承晚不顾一切,阻挠全国的和平统一,并制造内战”的报道。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立场。6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又刊载了多条有关朝鲜战势的消息,报道了朝鲜人民军和警备队协同作战,击溃南朝鲜军队意外进攻并转入反攻的战况,谴责李承晚集团以对游击队作战为口实,大肆烧毁了南朝鲜许多村庄,致使300万左右朝鲜百姓流离失所的暴行。当日,《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社论突出强调朝鲜战争是内战的性质,指出:“如同蒋介石进攻中国人民的内战是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出力的‘内战’,李承晚进攻朝鲜人民的内战也是美国人出钱出枪、李承晚出人出力的‘内战’。”南朝鲜之所以向三八线进攻,确因其有美国的军事支持。比如,依据1950年1月美国与南朝鲜签订的军事援助协定,美国将向南朝鲜提供价值1097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此外,美国还向南朝鲜提供了1.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一事实与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形极其相似,该社论因而指出:“对于朝鲜人民今天的处境,中国人民是特别容易了解的。”在此,中国人民既是以被迫成为内战亲历者的身份表达了对朝鲜人民的同情,也是以“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的胜利实践向朝鲜人民传递了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团结必胜的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深切的同情及声援,极大地增强了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对胜利的信心。
(二)秉承团结主张,发起团结号召
当杜鲁门发表声明称美国决意出兵朝鲜和台湾海峡后,不仅朝鲜内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得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中国建设叠加了尤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新中国的安全,保卫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是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毛泽东曾在1949年12月16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明确指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而在此前,毛泽东还提出“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统归而言,须以团结保卫和平。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首要议题即是讨论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杜鲁门声明所发表的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提出,对于美国这种“完全有计划的”“侵略和干涉我国的行动,必须严正地表示我们的态度”。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章伯钧指出:“美国政府的挑衅只有引起中国人民更大的愤怒。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应该更加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这表明关于如何保障和平的问题已经形成了团结斗争的思想共识,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共同进行保卫和平的伟大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1950年7月1日各民主党派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时所言:“对美帝这种不顾信义,违背法律,破坏和平的疯狂行为,我们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忍受。我们愿在今天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竭诚相誓,昭告天下,中国人民坚决拥护你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万众一心,共同奋斗”。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了委员们的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公然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严重侵犯了亚洲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完全不符合杜鲁门当年1月5日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所称:“美国政府对于国际关系向来抱有善意的态度”,也违背了其所言:“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亦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益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杜鲁门政府不顾信义、言善而行恶,美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强权与侵略的本然面目。毛泽东进而指出:“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通过明辨美国对朝鲜、台湾海峡等军事行动的侵略性质,毛泽东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命运,与同受美国侵略并进行反抗斗争的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利益与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唤醒了亚洲甚至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与人民命运与共的意识。基于被压迫被侵略的理性共情与坚决反抗压迫与侵略的正义立场,毛泽东发出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三)以签名见团结,以团结促和平
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海峡时,正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于1950年3月发起的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截至7月1日,全世界已有1.4亿人参加签名,“和平签名已经使全世界的人民不分民族或种族,不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地团结起来,并宣告他们保卫和平的决心”。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于1950年5月展开。2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发出,指出:“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随之签名运动先期在各省主要城市进行,同时通过报纸、广播、宣讲等方式进行宣传或解释,运动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乡村,从学校、部队、工厂、农民协会等有组织群众到无组织群众有步骤地普遍展开。在此期间,根据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建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7月1—7日定为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周。此后,我国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便与“亚洲人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美国及其合作者“在亚洲的新侵略”的斗争结合了起来。
除开展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外,我国还积极响应世界工会联合会发出的倡议,组织“全世界积极支援朝鲜人民周”,支援和朝鲜人民并肩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朝鲜兄弟工会会员们,支持朝鲜人民“伟大正义的解放斗争”。
我国开展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不是为了签名而签名,而是首先要明确“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展签名运动,中国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就是表示我们决心和各国人民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阵营挑起新的世界战争”;同时“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更多的人签名,进而“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实际上,之所以将1950年7月1—7日定为保卫世界和平宣言签名运动周,亦有团结的深意。对此,时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郭沫若解释道:“七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纪念,七七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苏联的协助、得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纪念。自七一到七七,这就指示着我们全中国人民自始至终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巩固反对侵略战争的国内统一战线,并要参加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巩固保卫世界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
有关此次签名运动的宣传工作也不是为了宣传而宣传,而是要再次表明中国人民对待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态度,促成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属性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为,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它们就会来进攻和侵略我们,但是战争也可避免。面对帝国主义者蓄意挑起世界战争的图谋,“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这并非由于世界和平的力量还相对较弱,所以要力争避免战争。相反,一旦爆发世界大战,从世界和平民主阵线,到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再到全世界其他一切进步人民,“整个计算起来,现在和平阵营的力量要比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势必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但是人民在战争中究竟要有很大的牺牲,我们应当力争在世界和平的条件下取得胜利。我们不要世界战争,要努力把它制止住……只要全世界各国和平民主力量加紧团结,加紧努力,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当即作出应对,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国际正义,号召全世界人民要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而团结起来。这是正义的、进步的团结,与美国等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形成了强烈对比。此意义之团结,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斗争智慧。因而可言,团结亦是一种斗争。
二、团结在敢于斗争、充分准备的战略策略中
以和平的方式保卫和平是上策,但绝非唯一之策。要保卫和平,必须敢于斗争,并确保具备实质性的斗争能力,尤其需要做好充分军事斗争准备。应对朝鲜战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控制朝鲜战势发展的同时,还强调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提出了一系列以积极备战为中心的战略策略,其中团结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为此后抗美援朝、团结战斗做了切实准备。
(一)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确保人民军队能够团结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强调“师克在和”,意指军队能克服困难、赢得胜利,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团结。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无论通过政治、外交等和平手段遏止战争,还是选择出兵与朝鲜人民军共同迎战侵略者,都必须确保拥有一支团结的人民军队作为坚强后盾。
首要的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回顾历史,人民军队的发展史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人民军队团结奋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强调“只容许共产党来领导军队”,这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战斗。由于首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党起义将领,为此,毛泽东曾特别提道:“我们军委会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团结,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凝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思想共识的根本保证,确保人民军队坚决听党指挥,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应对朝鲜战局而提出的各项决策部署和作战方针上来。
此外,要以团结的原则和方法锻造高度团结的人民军队。1950年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人民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中提出了当前人民军队的基本建设任务:“将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以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独立,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此前一天,毛泽东在审查这份报告时特意在这段话之后加了一句:“为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以“团结、教育、争取、改造”为总方针,进行国民党起义、投诚和接受改编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团结是教育改造这些部队的首要原则和方式。朝鲜战争爆发后,7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一份批示中再次明确强调,起义部队相关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仍高度重视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并更加强调人民军队的团结,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军区政治部的电报中指示:“各军区所属部队凡有较多起义军官参加的军队,在团以上各级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利团结和改造”。显见,团结亦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目的。
毛泽东指出:“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在此,毛泽东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团结内涵:人民军队要始终在党的旗帜下一致行动,不仅广大官兵要团结成一块坚硬钢铁,还要军民团结如一人,从而形成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战斗力量,进而完成伟大的斗争任务。团结就是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道理尽显其中。此后,在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就形成了英勇的团结战斗之势,我国国内也在党和政府正式公开志愿军入朝参战消息之后,即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这与始终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密不可分。
(二)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原则,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战略决断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各国无产阶级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作出精辟论断:“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仍强调:“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发扬“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较早表达了准备帮助朝鲜人民的真诚态度。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约见原定派往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馆工作的柴军武,指出:杜鲁门政府“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为的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朝鲜战场的变化。7月8日,周恩来又接见了定于当日启程的柴军武一行,特意嘱咐道:“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7月10日,柴军武一行抵达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随即正式建立。由此,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的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而团结奋起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中朝两国人民之间迈出了切实的一步。
1950年6月30日,周恩来还约见了时任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萧劲光,告知其中共中央另一重要决策——“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周恩来对萧劲光说,我们看待当前国际形势,只有坚持“惧无根据,喜不麻木”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已认识到是否援助朝鲜人民、是否展开攻台作战实际上是两个极具关联性的问题。一方面,要沉着冷静、保持战略定力,在政治上,继续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旗帜,强烈谴责美国干涉亚洲各国内政、破坏世界和平的行径;在军事上,要按照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既定部署继续推进工作,但要着力加强海军、空军建设。另一方面,要保持忧患意识,观大势、思长远,全面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正确战略判断。周恩来认为:“我们对于朝鲜不仅看做兄弟国家问题,不仅看作与我东北相连接而有利害关系问题,而且应该看作重要的国际斗争问题。”美国入侵朝鲜就是“企图在朝鲜打开一个缺口”,以此作为准备世界大战的东方基地,“从此一步一步地发展为世界大战”。显然,解决朝鲜问题确是当前之重、当务之急。而关于人民解放军攻台作战准备情况,由于人民海军、空军刚刚组建,尚不具备渡海登陆作战的基本条件,更难以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海军、空军抗衡。因此,当时的确不是解放台湾的最佳时机。如果推迟解放台湾,也可更好集中力量援助朝鲜人民解决朝鲜问题,“如果朝鲜能够获得胜利,我们的台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基于客观现实、着眼全局长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果断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战略决策。
(三)组建东北边防军,拉开中朝两军团结战斗的序幕
组建东北边防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备战姿态应对朝鲜战局而作出的尤为关键的一项决策。依据现有资料,早在1950年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时,便告知其如果美军突破三八线,中国可派遣部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抵抗美军。为此,中国将在东北地区集结3个军的兵力。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分析和作出的应变部署。7月5日,斯大林电示罗申转告周恩来,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自1950年7月6日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着手组建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先是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粟裕:现有重要任务要执行,请“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此后,根据毛泽东提议,7日、10日,中央军委两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第13兵团,第42军以及炮兵司令部和第1、第2、第8炮兵师及高射炮兵4个团,骑兵1个团,工兵第6团,汽车兵3个团,组成东北边防军,编制人数达25.5万余人。同时命令上述部队须于8月5日前全部集结到达指定地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解放军各部队和官兵就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到达指定集结地区。这也反映出组建东北边防军的过程,是一个体现团结就是力量的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挥师南进,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朝鲜人民军有望“很快地解放全朝鲜,使得战争很快结束,至少告一段落”,在此形势下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是备而不用”。这一备战出发点,反而更加凸显了东北边防军的组建,是以团结之师行团结之举的诚意。
然而,正在东北边防军基本集结完成之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展开凶猛军事反扑,朝鲜人民军也因连续作战而日渐乏力,朝鲜战局进入僵持状态。对此,周恩来指出,这种情况“加重了我们的责任,并且应该很快地积极准备”,“边防军要做好准备工作”。除要统筹东北边防军自身建设中指挥机构组织、编制和装备、后勤和物资供应等外,还需要调整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诸多事宜,比如,针对正在进行的复员工作,提出“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准备争取一批少复员的人员,以便补充部队”,此外,还必须朝着对付强大美军的方向部署各军兵种部队的组建、装备和训练等。总之,“一切都要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而要有充分准备,出手就胜”。周恩来所言加重了我们的责任,重就重在“现在朝鲜人民正抵抗着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这是替亚洲人民打头阵、当先锋。朝鲜战争拖长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鲜人民将要长期作战。我们应支持他们,坚决帮助他们”。而在此前1950年8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提出:“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5日,毛泽东与已任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邓华谈话时强调:“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时至此时,中国共产党针对朝鲜战局而提出的“充分准备”,已不是“备而不用”之“备”了,而是立足于对朝鲜“必须帮助”而进行的更具实质性的作战准备之“备”,出兵援朝之意已甚为明了。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再次出现新动向。9月28日,美军和南朝鲜军攻陷本由朝鲜人民军占领的汉城(今首尔),进逼三八线。对此,9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作报告时,针对朝鲜战争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还因此紧急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罔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扩大了战争。于是,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既要“坚决勇敢”,也要“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依据此后事态发展,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可以说是已然拉开了与朝鲜军民团结战斗的序幕。
自1950年7月1日美军首批参战部队抵达朝鲜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开始考量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了。酝酿抗美援朝决策的过程,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底线思维,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做充分军事斗争准备的过程。这一备战过程,决不只是为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保卫中国边防,而是自始就有着明确的与朝鲜军民团结战斗之意,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处理棘手国际斗争问题时同舟共济、携手共赢的团结智慧。
三、团结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中共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战争动员和正确战争指导,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汇聚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的有力援助与支持,形成了反抗侵略、抵御强敌的钢铁洪流。这种团结战斗的伟大实践,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一)围绕明确斗争目标形成最牢固的团结
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才能凝心聚力,才能形成牢固的团结。根据朝鲜战局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反复讨论,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于1950年10月5日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正式开启与朝鲜人民和人民军一道,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而团结战斗的光辉历程。
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通盘考量、审慎决策,克服万难、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赋予了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坚定信念与信心。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斗,才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夺取全国政权刚刚一年的中国共产党深切懂得战争的残酷,更清醒地知道新中国建设尚存诸多实际困难。“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迫切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建国才一年,经济十分困难;新解放区农村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国民党留下的众多土匪、特务、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和无制空、制海权”。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都未完全走上正轨的情况下,却要出兵到异国他乡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进行较量,国内的经济情况能否支撑我军与美军展开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对上述党内外很多同志存在的顾虑,毛泽东既作了实际的分析,也作了科学的预见。毛泽东认为:“尽管遇到那样多条的顾虑,但那是可以克服的困难,或者应该忍受的困难,也是我们为着争取这个伟大的胜利应该付与的代价”。也就是说,面对纷至沓来的诸多矛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我们面前的困难,而是如何定下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坚定决心。否则,如果任凭美帝国主义继续嚣张下去,“这可以动摇全世界人民的信心,使全世界的希望发生踌躇,敌人的恐慌矛盾也会因之发生变化”,直至最后侵略的势力变强,甚至压过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因此,我们抗美援朝,既是要发扬革命的道义,更是要以率先的实际行动把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这些可以集中起来、可以争取的胜利的因素组织起来”,“在朝鲜争取反美胜利”,“给美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各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头子一个打击,把它的气焰压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中国人民的胜利继续发展,才能使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受中国人民胜利所鼓舞而不至于低落下去。全世界人民为着和平民主阵营努力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才能更加高涨起来”。
同时,具体来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的内在逻辑,“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相通且相辅相成。抗美援朝,不仅是帮助朝鲜人民军作战,也是为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通过“打得一拳开”——熄灭美国已经烧至新中国国土上的战火,实现“免得百拳来”——为新中国建设赢得持久的和平环境。当时,在侵略朝鲜的同时,侵朝美军还多次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仅1950年10月13日、14日两日,美军机就曾4次侵犯我国东北领空:“十三日十五时七分,美国P-51型飞机两架侵入我国辽东省长白县之沿江村低空侦察,后即向朝鲜境内飞去;十五时八分再度飞至沿江村上空侦察。十四日二十时零分,美国轰炸机一架侵入我辽东省辑安县上活龙盖村,二十时零二分向朝鲜逸去;同日二十时四十五分,有不明机种的美国飞机一架,自朝鲜侵入我辑安县,沿鸭绿江侵扰我复兴村堡大甸子、夷平沟江口村和孤山子村等地,至二十时四十九分始向朝鲜逸去,此次美国飞机侵入我国境以内领空达十五公里。”面对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毛泽东分析指出:“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由此一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中,中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安全而团结的决心与世界人民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而团结的决心被相得益彰地统一起来,进而形成了正义所以能够战胜强权最牢固的团结之力。对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周恩来后来讲:“我们下了这个决心以后,果然如同毛主席所预料的,经过我们全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表示全国人民志愿去抗美援朝,并得到了全国广泛的响应,开展了空前的抗美援朝运动,而我们的抗美援朝志愿部队到朝鲜战场后,也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二)依靠紧密团结进行最有力的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甚大。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陆海空联合的立体式作战,使用了其在当时所掌握的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既没有海军参战,也没有能够与美国空军相抗衡的空中战斗力,只能进行陆军单一兵种作战。在军事条件极不对称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究竟何以能够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伟大的胜利,源于伟大的斗争,而伟大的斗争,必以最紧密的团结作为坚强力量之基。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首要表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始终牢牢掌握斗争领导权与指挥权。一方面,实施有力战争动员,团结战斗力量。自东北边防军组建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高度重视部队的政治动员和教育工作。通过宣讲我党我军的革命斗争历史、出国援朝作战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促使广大官兵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起来,把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维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为和平事业而团结斗争的行动自觉。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则尤其注重联系战争态势和具体作战任务,对官兵进行战前的思想政治动员。比如,为确保首战必胜以掌握斗争主动权,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打好出国第一仗”,并就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指出:“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战前动员,给予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巨大激励,焕发了广大官兵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开展正确战争指导,鼓舞战斗士气。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后,彭德怀具体考察了战场的基本形势和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并致电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基本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志愿军作战“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事实上,在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对美军作战要保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的战略定力,同时强调要根据战场实际确保战略战术的灵活与机动,鼓励前线指战员要敢于发挥大智大勇、锐意开拓进取,杀出一条血路来。这种稳扎狠打、无论大小以胜为准的作战方针,不仅指导志愿军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战斗的胜利,增强了继续胜利的决心和信心,还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广大官兵敢打必胜、勇往直前的战斗血性。志愿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愈打愈勇猛,愈打愈智慧,愈打愈强大,愈打愈团结,涌现出了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书写了人类战争史上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雄壮史诗。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最直接的就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同朝鲜军民团结战斗。还在出国作战前,东北边防军在做政治动员与教育工作时,第13兵团政治部就编印了《团结友邦人民》的宣传手册,详细介绍了朝鲜的历史、风俗,重点介绍了金日成的革命生涯及其领导下朝鲜人民军的光荣历史,要求全体官兵入朝作战后必须与朝鲜人民搞好团结,强调中朝军队和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在志愿军即将出征之际,毛泽东明确强调:“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彭德怀提出,这次出国作战,纪律问题更为重要,“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第13兵团政治部赶在志愿军出兵的前一天向各军政治部、各炮兵师政治部下发了入朝后的群众纪律守则和公约。志愿军入朝之后,在组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时,毛泽东专门致电彭德怀提议:“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经彭德怀与金日成协商,确定由朝鲜内阁内务相朴一禹参加志愿军的领导,担任联络,中共中央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共志愿军党委副书记。为解决作战指挥、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的协调统一问题,于1950年12月上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此后,遵从毛泽东指示:“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志愿军与朝鲜军民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团结战斗。朝鲜党、政府、人民关心、爱护、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自发为志愿军提供住房、筹集粮食、送去柴草,积极支援志愿军救扶伤病员。在前线,正如当时朝鲜新义州电台广播的那样:“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士气极为旺盛,朝中战士团结无间,亲如兄弟”,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团结一心、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
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因为“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中国人民因团结奋斗而站了起来,必会依靠更紧密的团结进行更有力的奋斗。面对外来侵略寇急祸重,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式公开宣布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消息之前,全国各地群众就已纷纷表示要与朝鲜人民一道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首都,各大学和专科学校师生职工较早就表达了要以团结之力打败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有着战胜蒋介石匪帮八百万军队的英勇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全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援,是一支无比的力量,可以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人民群众纷纷给《人民日报》写信,主张实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表示志愿赴朝参加反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朝鲜,对和平人民进攻,我们人民民主国家是更有理由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的”。身处鸭绿江右岸的东北人民抗美援朝情绪更是日行高涨,许多工人、农民、学生都表示志愿到朝鲜去参加朝鲜人民解放战争。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同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亦联合发表抗美援朝宣言。1950年冬季,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领导下,取得明显成效。1951年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系列指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还创造性提出“订立爱国公约”,推动了爱国生产竞赛和拥军优属工作。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有力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就这样,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中华儿女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举国同心、万众一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团结彰显智慧,以团结战胜困难,以团结锻造铁骨,以团结赢得胜利,用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团结奋斗的伟大胜利。当年,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高举起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奋起,反抗强权与侵略。在力求通过和平方式控制朝鲜战势发展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一系列以团结为红线的战略策略,为此后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做了切实的斗争准备。最终,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这是一个团结的决策,决定了这必然是一场团结的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党政军民勠力同心、同心同德的团结伟力,向世界宣示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同心同向的团结伟力。我们依靠团结奋斗创造了伟大历史,还要依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作者简介]聂文婷,历史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