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2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带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在全球化持续推进、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和两军的关系处在一个加速磨合的新阶段，两国的战略能力、战略意志及其变动发展的背景，将影响两国的战略判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

　　两军交往有利互信 发展关系知易行难

　　陈炳德总长率领的代表团中，既有总部负责作战、情报、外事的高级将领，又有三大军区、四大军兵种的高级将领，解放军军乐团也高调随行，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愿与美军建立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新型军事关系的诚意。美方对此访也高度重视，释放出大方自信、坦诚相待的信号。双方还达成六项共识，为下一步两军的合作和互信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但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差异明显的两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高级代表，作为建军宗旨、战略文化、力量结构、装备水平、作战理念相当不同的两支强大军队的指挥官，进行这样的交流无疑有助于增进两军的了解和互信，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军关系受制于两国的整体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很难通过一两次交流实现重大突破。

　　历史上看，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起伏，中美两军既经历过刀兵相见的热战和紧张对峙的冷战，也走过一段战略盟友般的蜜月期。冷战结束后两军关系进入不稳定期，两军交流迄今已经历六次中断和重启，历史的惯性将继续影响着两军关系的走向。现阶段看，鉴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政策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刚性，阻碍两军关系正常发展的“三大障碍”不会轻易解决，两军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200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后不到3个月，两军关系就因奥巴马宣布对台巨额军售而遭受重创。陈炳德访美期间，还与马伦就对台军售再度交锋。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坚持对台售武的立场，两军关系再度出现反复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国会立法的限制，两军的正常交往受到严格审查而难以推进。部分身居“要职”的国会议员代表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加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和缺乏战略思维，短期内很难期望他们修改对华歧视性法律。中美两军克服双边交流中的主要障碍，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美国实施战略东移 中美互信更趋紧迫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域，中国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在中国周边军事活动的影响。2010年，中美关系因美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海洋权益等争执一度紧张，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是美国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地频繁出没和几次有创纪录规模的联合军演。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全球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及加大对华军事防范的结果。美国虽承认亚太在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将两国关系的紧张归结为中国在国力上升后的“傲慢”和“强硬”。此轮博弈涉及中国崛起、美国显示声望和主导地位、中邻围绕领土和领海的纠纷、邻国“借美抑华”等多重因素，但美国借助邻国的对华疑虑制衡中国的战略运筹无疑是主导因素。美国分别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力挺韩国、日本和东盟相关国家，不仅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邻关系和中美关系。

　　作为近代以来屡遭海上入侵的国家，美国的航母外交很容易让中国联想到备感屈辱的“炮舰外交”，让中国更深切地体会到海权和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航母向中国示威后，中国被迫加速提升军力和扩大防御半径，与美国竭力维持西太平洋霸权的矛盾上升，这集中体现在两国围绕美军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进行侦察的分歧上。中美自1998年开始就举行海上安全磋商，力图缓解由此引发的海空冲突风险，但撞机事件和海上对峙事件仍不幸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美围绕“三海”的博弈，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崛起国和霸权国、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较量的涵义。

　　今年年初以来，尽管经历中东乱局、日本大地震和拉登被击毙等重大国际事件，美国加快从反恐抽身并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步伐并没有放缓的迹象。美国强化与日、韩、澳、菲的同盟关系，深化与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战略关系的举措，在提升美国对华战略优势的同时，也使中美两国再度发生海上冲突的风险上升。认识到两国关系面临失控和滑向战略对抗的危险，两国高层迅速展现出管理和驾驭这一风险的决心。继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美后，在5月9—10日召开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就举行亚太事务磋商和战略安全对话，以及开展海洋法对话、海事官员和海事执法船互访等达成共识。中美探讨在亚太和平共处的新模式，寻求降低海上冲突风险的新规则，将向亚太各国发出中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号，有助于两国战略互信的建立，并发挥避免误解和误判的积极作用。

　　“全球公地”需要规则 军备竞赛有害无益

　　中美“照面”的领域早已超越亚太而遍及全球，在包括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空间在内的“全球公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美两军的交集。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就是在陆、海、空、天、电的五维空间取得绝对的主导优势，实现美军的“行动自由”，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威慑对手不要破坏美军的相关能力，并在威慑失败时击败对手。中国无意挑战美军的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在中美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台湾问题悬而未解的情况下，美军多份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而中国出于国防需要也必须做“最坏准备”。

　　美国担心解放军利用美军对太空和网络的过度依赖发展“非对称”战力，指责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以美军为目标；中国则担心在美国不断强化“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和“制网权”的条件下，自己将丧失基本的防卫能力。美军在冷战后“谁与争锋”的霸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的“安全困境”。基辛格不无忧虑地表示，中美两国的基因有导致双方关系日益敌对的危险，除非两国决策者采取坚定的措施扭转这一趋势。

　　 但另一方面，中国深知两军存在的巨大差距，绝不会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与美国搞无谓的军备竞赛。考虑到中美两军在军费投入、装备水平、兵员素质和实战经验上的差距，陈炳德总长坦陈中国军队落后美军20年，恐怕不是一句外交辞令。此外，中国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以挑战美国和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为目标。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相当透明，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到重大侵害，中美两军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兵戎相见。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和两军在“全球公地”存在着广泛和巨大的共同利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保护海上和空中交通线的安全、维护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打击网络空间的犯罪行为，符合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助于确保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地”持续为人类服务。在陈炳德访美期间达成的中美六项共识中，提到两国同意加强两国海军间的联合行动，包括在亚丁湾进行军舰编队运动或反海盗联合演练，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交流等，表明两国谋求合作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

　　由于“全球公地”的“公地”属性，各国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可能破坏这些领域的“生态系统”，因此建立和完善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的国际规则很有必要。但在建立规则的过程中，各国应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积极探索，中美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可以也应当在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在确立“全球公地”主导权、并通过国际合作强化这一主导权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视中国为另类的偏见。例如，中国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通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系列宇宙飞船和北斗、风云等各类卫星证明了自己的航天实力，成为国际航天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为人类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美国仍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空间站合作和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之外，并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口早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买到的航天设备。

　　另外，尽管互联网早已将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信息和文化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美国军方却在投巨资研发各种足以摧毁互联网的网络战武器；美国强推的“互联网自由”也有侵犯中国“网络主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谋取私利的战略目的。在中国的民用和商业部门已深深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在军事安全上防范中国的确没有多大意义。正如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战争没有胜利者一样，在“全球公地”的军备竞赛注定是一场双输和多输的游戏。或许中美两国在“全球公地”的利益交织和深度捆绑，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和处理两军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