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前几年我国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引进和分析国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目前国内对于西方理论的引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学界在2010年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具体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以证明理论的实用性。

　　回首2010年，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表象下，中国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话题。伴随着中国的发展步伐，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界进行了哪些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能否在理论上支撑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回顾今年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中国发展面临的困难成为关注焦点

　　当前“中国崛起”是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在理论上回答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大多数中国学者则更强调崛起过程中的困难，如孙学峰在《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一文中强调了崛起困境，并将之应用于中国的东亚政策；时殷弘在《兰克<论列强>回顾与相关的“中国含义”》一文中认为列强崛起的条件包括创新、机遇、自身条件、战略和较量，因此中国崛起即使没有伴随战争，也将会存在较量；秦亚青的《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则强调了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认识差异可能使中国遭到误解。国内学者尽管对于中国崛起面临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但可以看出，学界从前几年对和平崛起的乐观态度开始转为研究各种具体崛起障碍的务实考虑。

　　中国外交研究进入模式探讨

　　与“中国崛起”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外交应该采用何种崛起战略，因此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在此议题上，我国学界以往较少进行研究，近年来的研究也多是对外交事件或历史的政策性解读。而2010年则从具体外交事件研究发展到中国外交模式的研究，开始总结中国外交中的规律。部分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继前几年的关于“天下”的争论后，张锋的《解构朝贡体系》批判了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概念。屈从文的《中国人与主权观念：从被迫接受到主动建构》和张一卫明的《洋务时期国人对近代国际局势与国际公法的比附》回顾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历程。《外交评论》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外交决策模式的文章，包括王栋和贾子方的《论中国外交研究的三大传统》、张清敏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及宋伟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性》。此外，随着网络的发展，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成了新的话题。王存刚的《公众对中国外交的参与及其影响——基于2003年的三个案例的研究》一文就对关于对日新思维的争论、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和李肇星与网民在线互动三个案例进行了研究。王军的《网络民族主义、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分析了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以及政府部门的回应。

　　理路探讨进入联系事实的阶段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前几年我国学界的研究重点是引进和分析国外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目前国内对于西方理论的引进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学界在2010年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具体案例对理论进行检验，以证明理论的实用性。例如黄超的《说服战略与国际规范传播》用了地雷规范和小武器规范两个一成一败的案例进行对比研究；刘宏松的《非正式国际机制的形式选择》一文通过案例分析提出了非正式国际机制选择所需满足的四个条件；周桂银的《先发制人战争的道义限度——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一文从开战正义、战中正义和战后正义证明了伊拉克战争的非正义性。

　　另外，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建设也成为关注对象，如许田波的《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和高尚涛的《关系主义与中国学派》。当然，在理论联系事实的过程中，从案例选择的角度看，有些文章在如何应用案例控制变量上略有欠缺。

　　研究方法多元化

　　研究方法可以分为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可以分为案例分析、形式模型（如博弈论）和统计分析三类。前几年国内研究方法中规范方法的比重较高，2010年呈现方法多元化的趋势，采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文章各擅胜场。其中，对于思辨问题、逻辑问题的研究多采用规范研究，例如石斌的《有效制裁与正义制裁》。而对于具体理论和事件规律的分析则多采用实证方法，除了前文述及的案例分析类文章，也有一些应用统计方法的文章，如杨霄和张清敏的《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与外交布局》、陈冲和刘丰的《美国使用武力的决定因素（1946-2006)》、杨子潇和崔大伟的《反美和亲中相关吗？》，以及笔者的《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

　　问题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少

　　在进行研究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提出有研究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往往是基于反常识的事实或者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等，然而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题目往往是一个议题，或者说是一个研究领域，并非研究问题，因此其研究往往容易变成综述或历史描述，很难证明或证伪某些理论，这使我国学界难以实现理论突破。

　　此外，尽管我国学界的研究方法出现多元化倾向，而且实证研究的数量上升，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大多数文章是案例分析，而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的文章比重很低。根据笔者对2004-2009年《国际组织》杂志的分析，其中规范研究和案例类实证研究的比重很低，不到30%，其余70％的文章都应用了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事实上，研究方法主要是为研究问题服务，我们应该根据问题需要确定采用何种方法。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的优势在于使逻辑更加清晰，而且根据大量数据进行统计有助于发现规律。因此，方法论方面的限制制约了我国对西方这方面成果的引进，增加了我国理论进展的难度。

　　综上，笔者认为，在201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进展是全方面的，既能紧密联系现实重大问题，又能采用最新方法和工具加以研究。然而，问题意识以及技术问题是实现学界进一步发展的门槛，我国国际关系学界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