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毛泽东寄予深切的希望,把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团结和互助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脚点。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坚决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正义斗争。

　　(一)交朋友的重点应该放在亚非拉三大洲

　　50年代中期,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亚非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正在作为独树一帜的、不断发展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毛泽东提出要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指出:“你认为我们做工作,我们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即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1958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的谈话》。）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积极主动地发展同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每当一个新兴独立国家出现,中国政府马上予以承认,并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在建交方式上照顾对方的具体困难,采取灵活的态度,结果很快打开了建交的局面,形成了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次建交高潮。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表决中,亚非拉国家大力支持,对中国取得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二)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统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征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反霸,把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份内的责任。在1956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②（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第447页。）

　　从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②1956年4月,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毛泽东十分重视。1958年10月,几内亚宣布独立。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毛泽东致阮友寿的电报》,1967年12月19日。）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