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证实了中国政府有关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具有相联关系的预言，也将中日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紧密地联为一体。此后，中国活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起了一个大国的责任。择要而言，中国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为令人瞩目：

　　第一，两度遣师境外作战。在近代以来的中外间战争中，中国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对于战争，中国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倡导建立反对轴心国的军事同盟，实施共同作战。不久，蒋介石就任盟国方面的中国战区统帅，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一切盟军行动的权力。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缅甸防守战中，中国远征军虽英勇作战，但由于中英之间缺少战略配合，战斗以盟军的失败而告终。缅战失败后，部分中国军队退往印度，在那里经过重新整训和扩充，组建了中国驻印军。从1943年末开始，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体，盟军发起了缅北反攻战。这是盟军在亚洲大陆的最早反攻。这一作战取得重大胜利，1945年春缅北地区收复。缅甸作战在中国抗战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

　　第二，扶持邻国的抗日独立运动。作为东亚大国，中国重新负起了对于邻国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支持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由来已久，抗战时期则给予了更为系统的支持。朝鲜抵抗力量的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明确提出扶助朝鲜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并积极说服盟国支持。开罗会议上，中方提出了保障朝鲜战后独立的要求，英方曾试图将战后“使朝鲜成为一自由与独立之国家”的表述改为“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但在中方的坚持下，保证战后朝鲜独立的内容被明确写进了开罗宣言。

　　中国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在中国境内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青年骨干，这些青年骨干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中国积极扶持越南各独立团体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并努力居间协调。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同样，中国也在努力争取盟国支持越南战后取得独立地位。

　　第三，努力调解英印矛盾。如果说中国对朝鲜、越南抗日力量的支持，尚可寻找某种历史情结影响的话，印度并非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对英印事务的介入则更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际意识的增强。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劝说处于尖锐对立中的印英当局与印度国大党为战争大局作出妥协。这一出访本身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近代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并参与他国事务的调解。中方希望印英当局允许印度取得自治领地位，并保证其战后独立，希望国大党暂缓提出立即独立要求，放弃不合作政策。由于英印双方立场严重对立，蒋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开罗会议时，中方再次提议“中、美、英、苏联合发表宣言，保证印度于战后立即获得自治领地位，并于战后若干年内获得独立”，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反对殖民主义在战后亚洲继续存在的立场。

　　第四，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政府有关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考虑，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要早得多，绝不仅仅是单纯呼应美国提出的构想，而是有着自己的主动思考。1942年中，中国有关方面便已开始提出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若干设想。人们认为，过去的国际联盟已不能发挥效用，应该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国际组织。而在反轴心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英、苏四国应在战后继续发挥特殊作用。中国方面的这一构想与盟国不谋而合，它最终被融入联合国宪章之中，成为联合国安全架构的一项核心内容。

　　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视为东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争取战后国际关系朝着平等与正义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讨论中注意主持公道。如在讨论战后托管问题时，对于托管制度是否以独立为最终目的，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小国代表主张托管领土应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英法美澳等国则持反对意见。中国代表团支持小国的意见。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团的公正态度，为建立新的托管制度作出了贡献。修改后的联合国宪章强调民族自决原则，在第一条中明确将自决原则宣布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