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编纂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国领导人的年谱和传记，如《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邓小平年谱》、《叶剑英年谱》等。这些年谱均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的研究机构编纂，它们披露了大量历史文献，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学术上有其参考价值。此外，有关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大事记，如外交部宋恩繁、黎家松等主编出版了1949年到197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4卷），《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等。同样重要的是，有关单位编纂出版文集、年谱和传记的过程，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些档案被披露。

　　除了编辑整理并出版的历史档案外，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开放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一些地方档案馆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查阅档案的条件。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苏联和东欧国家一些档案馆开放，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尤以俄罗斯开放的档案为最。中国有关部门与俄罗斯方面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其中包括了两国档案馆提供的历史档案。据了解，与美国方面的合作也在进行当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领导人或参与制定对外政策的高级干部（包括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回忆录和日记等，而且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此类回忆录和日记等出版。这些回忆录与日记包含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对了解中国外交决策的有关情况是有帮助的。其中一些回忆录还包含了当事人的分析和思考，本身就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总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得益于并有赖于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编纂工作，是显而易见的。

　　从90年代后期开始，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些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将研究重心逐步向当代中国外交转移，并陆续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最早的一部应该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所著《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7年出版），后来有北京大学王逸舟所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03年出版），外交学院秦亚青等著的《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2009年出版），等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刊物上，大量刊载有关当代中国外交的论文，在那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似乎正在成为“显学”。值得重视的是一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他们有意地将运用国际政治理论解析当代中国外交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即使是研究历史案例也是如此。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向当代中国外交的延伸，极大地拓展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范围，提出了大量新的研究课题。例如中国国际危机管理、中国对外政策分析、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地方国际化”现象、次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这一发展趋势已经而且将继续极大地改变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格局，传统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社会科学方法的严峻检验。中国当代外交研究本来就应该是在检验和挑战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发展，才能不断保持其生命力。

　　当然，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研究中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这些问题反映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则是不少论著缺乏有创新性的思考，不重视基本的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另外，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加较快，但重复研究很多，特别是缺乏深入的和内容更为丰富的案例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讨。不论是哪个领域，都必须遵守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不能继续落后下去。

　　从客观上看，档案开放的有限程度和缓慢的速度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发展。一些经过整理和修订后出版的档案固然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但那些档案毕竟是被选择过的，它们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按学术研究的规范严格地要求，它们本身还是需要研究者进入档案馆进行鉴别和检验的。

　　总而言之，为了促进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有利于多学科交流、合作的平台，当前尤其应重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结合，鼓励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探索。其次是针对这个领域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必要更加强调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在研究中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