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我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年代中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展开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1982年8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就需要“再加三十到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姿态。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50页。】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1984年至1985年之间。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我构成军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同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我国对世界形势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南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涵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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