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外交战略调整的历史促动因素及其简评

　　１９６９年前后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决策的演变，主要是党中央对客观现实的变化不断进行观察、估计和判断的结果，反映了党对国际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化。同时，这些认识之所以能够逐渐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外交政策的酝酿和实践中，党能够不断排除“左”倾干扰，及时地跟踪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纵观这一时期党中央外交决策的演变，有五个因素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国际反霸斗争新形势的要求。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初，美国力量的衰落和苏联实力的迅速崛起，使苏美争霸开始出现苏攻美守的局面。在美国实行战略收缩，重新评估对华政策之时，苏联却奉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国际反霸斗争的现实促使中国领导人相机调整国际战略，由“反帝反修”转变为“联美遏苏”【注:转引自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党的文献》１９９４年第３期。】，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６０年代末中国南北边境的严峻态势，特别是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民族因素、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外交的努力，寻求减缓外部压力的途径，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第三，内部安定的考虑。“文化大革命”狂焰突起，使中国陷入全面的政治内乱。为了集中精力领导好国内的“政治大革命”，实现晚年的“宏伟抱负”，毛泽东需要一个比较安全的国际环境。周恩来则希望通过调整，改变对中国不利的外交形势，并“以外促内”，逐步消除“左”倾错误的干扰，促进国内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化。因此，缓和对外关系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重要一环。

　　第四，党的指导思想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作用。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所述，党的指导思想中一直存在着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与错误趋向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固然是错误趋向的发展压倒了正确和比较正确趋向发展的结果。但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终究没有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发生着作用。１９６９年前后外交调整的展开及其成功，正是长期以来党在外事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和作风重新起作用的结果。也正是这种正确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在外事工作中持续起作用，中国外交在７０年代开创了新局面，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独具活力，继往开来的一个领域。

　　第五，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战略着想。基于对国际关系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的全面把握，中国领导人认为适时地调整对外关系，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恢复和扩大对外交往，开创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局面。毛泽东后来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一再强调“国际局势才是重要问题”。可见，中国领导人调整外交的动机，并不仅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短期效应，而有其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着想。００年代初中国取得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斗争的胜利，打开与日本、西方国家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新局面，都无不与１９６９年前后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１９６９年前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是７０年代中国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的前奏和准备。

　　当然，１９６９年前后党中央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严重内乱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和局限性。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经历了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中间也存在着一些失误和偏差。比如对战争形势和第三世界的革命形势估计偏高，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了解注意得不够，对外交中的经济因素重视不够等。但是，我们对此不应苛求。总的说来，主流是好的，成绩也是显著的。这是无可置否的历史事实。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高远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