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及影响

　　新政府刚刚开始工作，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就着手为腊斯克准备一份报告，给未来的会谈就可能的方式、态度提供建议。为了让腊斯克有时间回顾近来会谈的进程并决定利用该渠道来发挥哪些作用，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森斯还在1月24日建议延期2月2日的第103次会谈，即新政府上任后双方的首次会谈至3月7日[1]（Document 4，Footnote 1）。经过一番研究，报告于2月19日由帕森斯呈交腊斯克，其中就建议要试探中方对美国可能提供其食品援助的反应[1]（Document 4，Footnote 2）。根据该精神，国务院首先在3月4日致电波兰大使馆对会谈大使比姆做出指示：“如果王炳南提到中国大陆的食品短缺，并谴责美国为了反面宣传企图夸大事实，那么可以引用总统1月25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其相信美国无意单单为了制造宣传效果而提供食品。然而，如果王炳南方面真有对食品的紧急请求和需要，那么美国会乐于考虑答应其需求；要是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纯粹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予尽可能的帮助。（相反，尽管王炳南会表示出对接受美国食品援助的兴趣的偶然性微乎其微，但仍要让他知道任何需求都会通过你提交国务院处理）。”[1]（Document 10）接着又在6月26日的电文中指示比姆在会谈中说明，“有很多美国平民向政府提出了想送食品包裹给在大陆的中国人的申请，政府基于人道理由建议予以批准，并希望王炳南方面会乐意接受这些由平民购买和寄送的包裹。”[1]（Document 37，Footnote 4）于是6月29日，比姆依照上面的指示在105次会谈中提出了食品包裹建议。对此王炳南大使回答说：“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一直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包括从国外购买食品原料，且中国无须任何地方的‘援助’。”[1]（Document 37）由于王炳南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2]

　　其实，中国方面不是不想改变会谈毫无进展的状况。王炳南一开始就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同时在美国不断纠缠的遣返平民问题上也作出了让步，释放了罗伯特•麦卡恩[1]（Document 22，Footnote 2），希望能像美国所表示的那样改善会谈的气氛并为两国进一步改善关系排除现实的障碍。然而几次会谈后，美国仍然否定中美之间最重大的问题即“美国必须从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撤军”[1]（Document 37，Footnote 2）。显然，美国国务院对会谈的方针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手软一手硬。所以，当比姆在会谈中提出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时，只能令以为肯尼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王炳南觉得美国的做法“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并认为肯尼迪的想法是“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我们在重大的台湾问题上让步”[2]（P，82）。这当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而对中国人如此坚定的立场，肯尼迪也“深感挫折，觉得北京不可理喻。不过，鲍尔斯等人试图使总统相信，毛泽东的言论以及来自北京的威胁不过是一种夸张，中共使用好战强硬的语言是因为缺乏行动的手段”[3]。在积极主张以优惠条件卖粮食给中国的鲍尔斯看来：中国的食品危机也许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减轻“中国扩张政策危险”以及使非共产主义世界“在其与北京政权的经济关系方面获得某种重要杠杆作用”的良机。于是他建议首先着手于“设法十分机密地试探出中共的态度”，并提议利用其中东和亚洲之行在仰光停留。根据总统的约会登记，鲍尔斯于临行前的2月6日与总统会谈了25分钟[1]（Document 85）。他在一本传记中披露了这次会谈的内容：他请示总统如果美国乐于准备“根据紧急的原则，不附带政治条件地允许中国人民用硬通货（价值稳定的货币）向美国购买一定有限数量的小麦”；而且“如果中国同意将不会企图以武力改变其现有边界（但不必丧失它对其现有边界之外的领土的主权要求）”，那么美国是否会准备“以长期、持续不断、低价的条件向其提供更多数量的小麦”？据鲍尔斯说，肯尼迪“乐于同意”第一个建议，并建议销售量为300—500万吨。考虑到第二个建议，肯尼迪表示“如果可以开辟某些可靠的交流方式”，且“中国同意放弃它现今对其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那么他将考虑一个以长期、低利赊销的条件每年出售1000—1200万吨小麦的协议。同时肯尼迪也同意鲍尔斯与缅甸首相就该问题进行讨论，但要说明这些建议是与总统大致讨论过的，还未正式批准。其实早在1961年11月仰光大使埃弗顿就曾提出“通过缅甸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小麦”的建议，却被由腊斯克批准的国务院11月27日发给仰光的电报给拒绝了，“这个建议一定会给缅甸带来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而且现在东南亚正受到主要是来自中共的特别强有力的渗透”[1]（Document 81）。然而鲍尔斯的建议也没能实行，因为他还没来得及见到那位缅甸首相，后者的政府就在他计划离开新德里前往仰光的前一天被推翻了。

　　1962年5月初，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而当时中国正向加拿大、澳大利亚购买粮食，但农业部的初步信息表明几个月后共产党中国就会耗尽所有充裕的非美国的自由世界谷物来源。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于24、25、28日就“鉴于中国大陆当前长期的食品短缺美国应采取些什么行动”的问题进行了3次讨论，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建议让卡伯特大使一有机会就通知王炳南：（1）关于中国大陆大范围饥荒的报导已经在对中国人民怀有人类友好感情的美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关注；（2）我们对其陷入了粮食供应十分紧张的阶段这一情况是清楚的，若中共决定提出想获取美国粮食的建议，我们将准备重新考虑现行的政策，并讨论这个问题[1]（Document 112）。于是国务院5月30日致电卡伯特指示其在下次会谈中提出一个新的商业事项，并应以正常的克制的态度尽早提出。由于心情迫切，国务院还询问若提出把原定于7月12日的会谈提前到6月中旬是否会显得不寻常。随后卡伯特在5月31日和6月2日的电报中答复说，由于是应美国要求把会期定在7月1日以后的，那么更改日期将暗示有所不寻常。结果，国务院6月4日只得同意不更改会谈日期[1]（Document 112，Footnote 2）。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5月2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肯尼迪是否认为向中国提出美国愿提供剩余粮食符合美国利益时，他已经暗示如果接到要求，不是不可以考虑：“中共方面没有表示出任何愿从我们这里接受粮食的兴趣……我们总得知道究竟是否需要，以及可能在什么条件下发放，但我们对此毫无所知。”[4]但中国对肯尼迪这一故作大方的姿态的反应却是“现在处境不美妙和维持不下去的，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自己……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尽管还存在着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用集体的力量和辛勤的劳动去战胜它”[4]（P，432）。以至于肯尼迪在6月14日与其“和平队”指挥部全体人员召开的会议上回答问题时只能表示美国的政策就是“在食品问题上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有某种迹象表明中共有此请求”且“到时候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考虑这个问题”[1]（Document 133，Footnote 3）。看来，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的坚定立场竟令美国这位简直可以说是压倒一切的年轻总统也变得一筹莫展起来了。事实证明通过对农业生产的调整，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1963年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开始恢复。至此中美关系中这段微妙的插曲也就结束了，虽然并没能取得什么重大的成果，但却十分耐人寻味。一是美国政策调整中的多层利益考虑令其一方面不想帮助中国的领导人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或减轻其困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不想放过这次可能有效的转变对华政策的时机，尤其是它那些自由世界的主要伙伴也反对其对华采取僵硬政策，特别是仍然把对华贸易放在与苏联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当它们供应中国谷物的能力有限时，甚至欢迎美国加入竞争，而国民党当局对此事的反对却显得那么无足轻重。二是美国有限的政策调整一方面受制于其本身的政策局限，另一方面又遭到了中国对它这种“好意”的拒绝，结果这种调整也只是停留在试探的阶段，而未能按照其意图有所发展。

　　综上所述，虽然在肯尼迪执政的短短一千天中，中国问题始终未能在他的日程表上占主要地位，但毕竟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他甚至亲自了解许多细节，作出决策。而且肯尼迪曾表示要丢弃过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两极观念，更多地使用外援作为推进外交政策的工具[5]。执政后对主要是利用美国剩余农产品进行对外援助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给予特殊重视，在白宫专门设立了“粮食用于和平办公室”，同时，争取通过了一项扩大这一计划的法案（480号公法），使得此项援助每年平均15亿美元左右，总数几乎超过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一倍[4]（P，436—437）。一个有利的证明就是其对中国自然灾害的反应：尽管正像腊斯克访问欧洲时向英国官员们指出的那样：“总统在公开与中共的食品问题上态度谨慎”而没能采取更多的主动，但还是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一些外交机会。而且，据悉肯尼迪原来曾考虑在第二任内重新审议对华政策。1963年11月14日，肯尼迪在遇刺前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说过：“如果赤色中国人表示希望同美国，同它周围的国家和平共处，那么很明显，美国会重新估计它的政策。我们并没有和一项敌视中国的政策结下不解之缘。”[4]（P，495）更为露骨的则是已转任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12月13日在旧金山发表的长篇讲演“美国对华政策的再确认”。虽然讲话是在肯尼迪去世后三周讲的，但其基本思路和提纲据说是肯尼迪所首肯的。该讲话基点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不再强调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会发生变化。而且，希尔斯曼在讲话中用了一个在当时十分罕见的提法，这就是他公开提出要对共产党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他指出：“我们决心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6]可见，肯尼迪及其政府并非一味地坚持已经过时了的对华“遏制和孤立”政策。所以，当继承了其外交政策的副总统约翰逊意外地接替总统职位后，便有了“遏制而未必孤立（Containment Without Necessarily Isolation）”的说法，在政府和国会内部为转变对华政策进行了积极的酝酿，并采取了一些建设性的做法，最终才得以在尼克松时代完成了中美和解的历史责任。据此，我们有理由说肯尼迪实为扣响中美和解大门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中美正式和解是在尼克松时期，但却始于肯尼迪时代，当时之所以没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美国方面而言，不仅是因为国内反对派的制约、麦卡锡反共浪潮留下的伤害、院外援华集团的阻挠，和总统的意外遇刺身亡，更重要的是受到其本身政策设想的影响。1961年6月3—4日肯尼迪在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中曾承认中国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人口占世界1/4，并且国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还承认中美之间的恶劣关系从总体上看影响了全世界。然而他却认为如果美国从台湾撤离，将会产生战略上的问题：它将受制于陆地，且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将会被极大的损害，而这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1]（Document 29）。可见，肯尼迪虽然认识到了中美之间的实际障碍主要是台湾问题，但并不准备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肯尼迪及其谋士们所设想的改变对华政策的方案不外乎炮制“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很明显，这种方案既不可能为北京，也不可能为台湾方面所接受，结果，肯尼迪在对华关系上只能是“无所作为”。而美国在粮食等问题上玩的花样，除了是怕担见死不救的骂名外，主要是美国一向对任何可能限制中共“侵略意图”的手段都感兴趣[1]（Document 100，Footnote 2）。执行一项针对中国自然灾害的开放政策，似乎可以增强美国对于中国政府内部温和派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是像肯尼迪积极推行的“粮食用于和平计划”的负责人麦戈文公开声明的那样“粮食是对外政策的强大工具”，由于“大陆中国、苏联、古巴和东欧各卫星国农业有问题，就格外突出了粮食是美国制度中最光辉夺目的宝石”[5]（P，517）。从中国方面来说，毛泽东注意到美国政策的调整，然而古巴事件却使毛泽东相信，新的美国政府依然侵略本性难移，尤其是在中美会谈中，美方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在台湾问题上弹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可能缓和它的反美态度。而且毛泽东依然保留1958年8月向西哈努克指出的“美国的援助并没有改变它附带政治条件的作法，对于这样的援助应当有所警惕”的观点[7]。因此，中美两国在6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内仍然处于高度的敌对。但尽管肯尼迪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所做的事情很少，但毕竟奏响了解冻中美关系的前奏。

　　------------------------------------------------------------------------

　　[1]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Volume XXII， Northeast Asia，China， Document 24 [EB/OL].http：//www.state.gov/www/about state/.

　　[2]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82.

　　[3]陈毓钧.战争与和平——解析美国对华政策[M].台北：环宇出版社，1997.129.

　　[4]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上[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431.

　　[5]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13.

　　[6]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337.

　　[7]黎永泰.毛泽东与美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