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认为我们那场讨论结束了，但我当时还是斗胆把说过的话做了一个总结：需要我们做的是，把２２座大型黑色和有色冶金工厂，２３座矿井和其它煤炭企业，其中包括两座配以重型和独一无二设备的露天煤矿厂用以开采页岩，１１座高效率的化学工厂和３１座火力、水利发电站编入总协议中，这些工程项目是协议的中心问题和基础。我报告了为保证这些大工程所需的炼铁、炼钢、轧钢和冶金工业重型设备及大功率煤矿机械和用于露天采煤、采页岩的重型和独一无二的设备，那个时候，苏联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并且，我们本国还没有象样的专门化学设备，没有蒸汽机、液压机和成套锅炉。我又向第一书记报告，所有这些都是苏联重型机械工业部短缺商品目录之中的设备，而且考虑到用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计划供应，生产部门不可能承担如此多的设备的制造，转口出口这样的设备，我估计也是非常困难的。

　　赫鲁晓夫蔑视的目光使我无地自容。很清楚，鉴于我对苏联向中国提供主要设备的可能性的估计，他已把我牢牢列入其反对者的名单里。当时，苏联的工业正处在迅速恢复阶段，它不可能提供足够数量的设备，我们不能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所有需求。这就破坏了赫鲁晓夫酝酿的、打算访问北京时宣布的计划。

　　赫鲁晓夫问：“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米高扬建议同李富春及他的专家们商定，１９６０年以后，实现提供部分设备。米高扬认为，起草经济协议的这一过程，不会降低协议本身的重要性，不会影响拟定中的中国工业化计划，并且这个主题将据赫鲁晓夫的想法，在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周年的苏联代表团的讲话中宣布。

　　赫鲁晓夫高兴了，认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提出加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以使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尽快审理各项协议草案。米高扬请他指示苏联外交部参加有如此重要政治意义的经济协议的起草工作。

　　我们同李富春谈判的气氛，还有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李富春开始带文件夹，随后是带公文包。我们的部长们踩着第一声铃走入谈判会场；赫鲁晓夫让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苏中正处在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并且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密切合作。

　　米高扬召集参加同李富春代表团谈判的各部领导开会，全面审查和研究了贸易政策及法律问题，贷款的可能性和与此有关的最复杂的经济问题。苏联外交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费德林，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很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情况。他个人对最高级访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涉及维护苏联利益的许多重要问题，找到并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

　　米高扬在邀李富春“品茗”时，极有分寸地向他暗示，在协议中甚至绝不可有“只言片语”提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企业的提案是由苏联方面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首先是中国的事”，米高扬强调这一点并坚请中国改变其外交策略，如上所述，李富春做出了相应的决定，他的同事们就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

　　１９５４年９月，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飞往中国之前，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他与此有关的文件，定于９月２７日起程。

　　９月２５日晚上，米高扬再次仔细地审阅了前一天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过的、并将成为北京谈判题目的协议中所有的工程项目和其他文件。然后，米高扬通过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我仔细地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为同中国讨论拟定的全部文件，在昨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的所有意见都反映在文件中了。文件已全部印好。动身前该做的事已都做了，大概不必再召开相应的主席团会议了。这样吧，你第一，我第二，我们投赞成票；再让科瓦利遍访其余的主席团成员，向他们汇报提出的修正意见，请他们也援我们的例去做，也就是说投赞成票。应该由我或你给每个主席团委员打电话。”赫鲁晓夫同意了。“拿上文件，找他去吧。”米高扬对我说，“然后再回来，我表示赞同，再给所有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接待你并且投赞成票。这事不得拖延，你去吧。”我迅速地从赫鲁晓夫那里返回来，他十分了解协议草案和为北京谈判草拟的其他一些文件，在对一些问题的修正意见上，他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就写道：“赞成，赫鲁晓夫。”

　　米高扬亲自确定了遍访的次序，对我说：“根据表决进行的情况，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最后找伏罗希洛夫。他老了，在别墅，现在参加活动不多，大概不会有什么意见！”

　　我一个挨一个地去找他们了，用了很多时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都认真地看了文件，注意到文件对苏中友谊及合作的分量和重要性，象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一样用大字写上“赞成”并签了名字。

　　夜里１２点左右，我通过电话向米高扬报告说，只剩伏罗希洛夫了，所有的人都表示赞同。我问他是否应星夜赶往别墅去找伏罗希洛夫，因时间已很晚了。米高扬吩咐道：“你去吧，他等着呢，这件事不能留到明天做。”

　　伏罗希洛夫穿着睡衣在前厅迎接我，嘟嘟哝哝说了几句牢骚话，拿过文件夹。他嗫嚅着：“你坐下，看看报纸，我把为北京谈判准备的文件都看看。”说完就离开了。

　　看了近一个小时，他走出来，还回文件夹并宣称：“你向米高扬报告吧，我反对！”随后就去睡觉。我马上就给米高扬打电话，报告伏罗希洛夫的反对意见。

　　当我走进米高扬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已接到通知并布置第二天上午１１点召开主席团会议，委托我在主席团会议上报告表决进行的情况并通报伏罗希洛夫的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