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富春每星期三会晤，其它的日子苏联机构的代表和中国代表团进行谈判，商定各部或设计院负责的项目中的技术问题。这样的工作方式持续了１年多，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直在莫斯科。

　　中国方面希望在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这５年期限内，由苏联帮助重新建设或改建１４１个项目，主要是重工业和发电厂：

　　——１０个黑色金属联合企业，包括年钢产量在２５００—３５００万吨的工厂。

　　——１２个不同的有色金属企业。

　　——２１个煤井和年总采掘量２５００万吨的煤矿。

　　——两个年采掘量为２２０万吨的露天采煤场和页岩场。

　　——１６个石油加工企业、石油化学工业和化学工业企业。

　　——１１个机器制造厂，其中包括一个汽车制造厂和一个拖拉机制造厂。

　　此外，还有许多国防工业项目，包括坦克和飞机制造厂。

　　起初，谈判进行得很不顺利，中国方面的要求范围甚大，基本数据的准备、设计、供货的过短期限，客观上带来颇大的困难。况且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很麻烦的外交上的问题。每次与李富春会晤后，我都请中国方面就已谈妥的问题作书面说明。可是，到下次会晤时，李富春还只是口头表示赞同，而不提出任何书面申请和文件。

　　我向米高扬详细汇报了同李富春每次会晤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中国方面采用这样一种办法进行谈判，即让苏联方面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方针和规模的决议的主动权承担起来，让苏联对这些决议负责。根据我的请求，米高扬在谈判过程中，两次会见李富春，对中国方面没有书面提案表示困惑不解。然而，谈判仍然只以口头方式进行。

　　尽管因中国人提供的设计如此大规模和复杂项目的基本资料不甚可靠而出现了一系列严重困难（例如象在中国戈壁地区东部建立总冶炼能力为３２００万吨纲的冶金联合企业，以及在铜川建立包括矿井和选矿厂在内的有色金属联合企业，还有年产３００万吨石油的石油加工厂和在兰州建年产１５００万吨合成橡胶的工厂，在黄河、富春江、鸭绿江、九江建４座水利发电站等），但我们仍继续谈判并想方设法起草协议。为了就地解决技术问题，我和设计院的总工程师小组被派往中国。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的代表一起，用一个月的时间从一个工地飞到另一个工地。通常我们白天工作一整天，夜里休息，而早上就飞往下一个工地。这是一项艰巨而责任重大的使命，一些工程方面的主要决定，都是就地做出的。某项工程是否纳入协定，皆由这些决议一锤定音。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我们代表团从中国归来，决定就已准备好的、没有疑问的项目开始签合同，并全力投入经济合作总协议的工作。为了顺利地解决设备问题，预备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谈判，看能否将他们的设备转口到某些工程点上。但是，同中国方面谈判仍然仅限于口头形式。

　　１９５４年初，周恩来从巴黎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做短期停留时，会见了赫鲁晓夫。第二天，赫鲁晓夫召见了米高扬和我，要求详细地报告同中国代表团谈判的进程。在听取我们的汇报以前他宣布：周恩来请求他加速关于大规模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重工业项目的谈判。

　　周恩来告诉他说，李富春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同苏联机构一道做了很多工作。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如能加快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１９５４年９月３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隆重庆祝建国５周年，预计要邀请许多国家首脑率代表团，首先是苏联代表团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这一最为盛大的节目。中国领导人认为，在高层领导人访问前或访问中，签署经济协议及同时签署把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具有特殊重要的政治意义。

　　按赫鲁晓夫的意思，苏联经济专家没有一人参加同周恩来的会谈。他认为：经济决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而是我和米高扬。我们还感觉到，顺路来访的中国客人可能会对新的苏联领导人产生这种印象，即有关在短期内大规模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已被他的前任解决了，已不必再谈判，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已全面解决了所有最复杂的具体问题。看来，周恩来当场就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保证，说苏联方面将履行它的义务，可实际上，苏联还没有承担起这些义务。

　　此时，我和米高扬才明白李富春口头外交的意思，他指望从政治上解决那些苏联经济、技术还未仔细研究过的非常复杂的问题。赫鲁晓夫看到的只是此事在外交上的意义，他根本不了解此事涉及的范围，他不了解其他的困难和问题，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我们手中一没有中国方面的申请，二没有其他的文件，三没有书面结算，只能口头上反对赫鲁晓夫的谈话。目睹此情况，富有经验的米高扬基本上缄口不语。

　　赫鲁晓夫就这样开始处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处事果断，几乎重新审理了每个工程项目，并批驳了所有在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他对修建长江大桥的罕见设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构筑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和苏中间直线连络的计划，引起了他的特殊热情，当时，称这条干线为莫斯科——北京。

　　在讨论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提请第一书记注意本国重型机器制造业潜力的局限性。我的论点越来越使赫鲁晓夫恼火，所以每次他都尖锐和毫无根据地拒绝听取。虽然，他已心中有数，决定９月份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前去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周年，在那里他将把一个发展苏中关系的重要纲领公诸于世。

　　总之，我和米高扬都看清楚了，对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谈判，赫鲁晓夫自有一套而且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即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一个靠苏联帮助进行建设的经济协定，根据苏联设计和技术并以苏联主要设备为基础、以苏联提供的最惠贷款，在中国建设大约１４０个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大型企业。曾设想签订两国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科技合作的协议，包括苏联同意帮助中国培养核物理学家并为此提供试验用的原子能反应堆；通过建设阿拉木图——乌鲁木齐一一兰州（莫斯科——北京）铁路扩展苏中间的交通线。此外，将接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至乌兰巴托的铁路，并延伸至苏联境内；还包括把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完全无条件地交还中国方面，以及成立苏中混合股份公司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