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本文作者康•伊•科瓦利50年代初曾任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负责对外经济联系。其后任苏联对外经委主任。他参加了中苏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会谈,本文是他的回忆录,发表在《远东问题》1989年第3期上。原题为《1953年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莫斯科会谈,1954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北京会谈》,全文约2万字。本刊作了部分删节并改换了题目。
1953年初,在斯大林逝世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他受毛泽东委托会见斯大林,并就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工业化达成协议。
当时,我是苏联外贸部负责对外经济联系的副部长,所管辖的局和处负责解决在国外工业企业的设计、建设和装备问题,因此,我应邀参加了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会晤。
苏联领导人不想使这次会晤具有正式谈判的性质,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里,举行了有12人参加的小型午宴欢迎周恩来。宴会开始和结束时,都没有热情的、礼节性的发言。午宴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问候,并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席间交谈具有事务性的特点。
斯大林的身体看起来很不好,他面如土色,并有青斑。当中国来宾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时,他皱着眉头反驳道:“斯大林今天活着,明天可能就死了,可苏中两国人民永存。”他提议为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举杯,“苏联人民一向关注苏中关系的发展。为我们两国和人民间的友谊与合作而积极奋斗,仍是两国关系发展史的特征。”
周恩来在答词中强调,我们两国人民在为民族解放、为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形成的友谊不断加深。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这种友谊更加牢固。他认为:历史已证明这个条约公开展示了苏中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他特别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关东军,并以武器弹药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还不知要再受多少年的外来压迫。
接着,周恩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1955——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工业化问题占中心位置。中国总理表示坚信,只有靠苏联方面大规模的援助,这些任务才能成功。
周恩来说:“考虑到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托我会见您——斯大林同志,请您指派主管机构接待我国以副总理李富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他将说明我们所有的请求。代表团负有同苏联机构就该问题进行谈判的全权,还将请苏联机构负责设计、提供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以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产量为1500万吨钢的钢铁厂,年采掘量为4600万吨的煤矿,建一座总功率为477万千瓦的发电厂,以及建立一座有色冶金和化学工业企业、机器制造厂和国防工业企业。
周恩来口头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给予援助后,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件,他想争取苏联方面原则上同意接待中国代表团。这样,该团就将掌握进行谈判和起草有关经济协定书的全部数据。
斯大林说:苏联对外贸易部将接待中国代表团,并同相应的工业部共同进行谈判。此外,他强调说,目前只是原则上赞同谈判。
在进一步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斯大林又说:“西伯利亚铁路已大大超载,应认真想一想有关修筑一条绕过西伯利亚,直接连通苏中两国的大铁路。看看中国地图,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所有的铁路干线和其它的交通线,都是背向苏联伸展开去,四通八达,通向太平洋边的港口。中国与日本、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的所有贸易交流,都要经过这些港口。”
宴会结束了,斯大林邀请大家看了《阳光明媚的格鲁吉亚》和其他影片。在看电影和中间休息的时候,斯大林和周恩来讨论了涉及旅顺口和俄国在1897——1903年修筑的中长铁路(中东铁路早于中长铁路)等问题,以及在苏联利用中国工人来修复被法西斯摧毁的城市和地区的可能性。中国方面建议派遣25万或更多些的人到苏联去。周恩来说:“你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我们帮助你们建设共产主义的苏联”。然而,斯大林不赞同这个建议,经济谈判到此结束了。
1953年8月,这时斯大林已经逝世,以国务院副总理【注:此处作者有误,李富春是在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译者。】兼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为首的庞大经济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苏联政府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持谈判工作。我受命直接进行谈判,并让一些相应的部委参加,因它们要完成设计工作,按合同提供主要设备和在建设中给予技术援助,负责起草苏中间各项协议。我们正是要就这些事项,拟定苏中两国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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