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由于对外军事援助中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而关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又缺乏成果，所以这里仅就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分歧做一点扼要的介绍。

　　（一）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国家统计局网站1999年9月28日刊登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四：对外经济与合作成绩喜人》[54]中提出了五段论：1.1950年至1963年为初级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万隆会议后，援助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2.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援外八项原则至1970年为发展阶段，中国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3.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增长阶段，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4.1979年至1994年为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5.1995年以来，为全面改革阶段。[55]

　　刘小云在《中国对外援助改革与调整二十年》[56]一文中虽然也提出五段论，但是以1964年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前28年的对外援助分为两个阶段，然后将改革开放后援外工作的调整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1979年至1990年为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阶段；1991年至1994年，是以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并与发展多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为主；1995年后为进行全面改革阶段，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对外援助方式，重点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

　　肖宗志与张德容在《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一文中提出三段论，即1950-1978年、1978-1994年和1995年以后。认为各个阶段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除具有“双重性与战略性”、“平等性和真诚性”、“互利性和双赢性”等共性外，还具有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过多地强调其政治方面的作用；援助的主体一般为国家或政府；援外方式和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援外规模呈逐年上升并伴随调整而有所波动。第二阶段围绕着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和促进世界和平三大任务，援外具有双重意义，但其经济意义变为主要方面；改革援外的形式与内容，逐渐扩大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的比例；援外的主体多元化。第三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过去特别是1979年以后的改革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突出表现在援外方式和内容的变化多样；在援外项目下，通过招投标方式，进一步扩大参与援助的主体。

　　（二）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必要性问题

　　新中国脱胎于一个落后的、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身国力严重不足，还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依此条件，有必要进行对外援助吗？这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呢？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这项工作是有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代表作是《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一书。它认为，首先，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其次，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历史上有着相似的遭遇，当今又面临着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本国经济的共同的任务；此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该书认为建国后30多年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除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外，也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一，加深了中国同受援国政府之间的互相了解与信任，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受援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第二，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冲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的遏制、封锁，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三，中国从经济上、技术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就能够增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对于中国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第四，促进了国内某些生产技术的发展，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涉外经济工作的人才，积累了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经验，并在国际上树立了承建工程项目的良好信誉，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些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都雄辩地证明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它确实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王泰平在《新中国外交50年》中赞同邓小平的一个评价，即应当肯定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国家经济困难，但还得拿出必要的援外资金。[57]多篇论文均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有力地配合了外交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对中国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提高国际地位、抵制国际霸权主义势力、反对“台独”、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58]另有文章特别强调指出，与美国同期1.1万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相比，建国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只有727.1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还很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59]

　　第二种观点主张，这项工作有必要，但有损国家利益。陈金明在《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论——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一文中，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实行对外援助政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是集三重身份于一体的国家：一为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二为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必将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三为社会主义国家，致力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样一种国际定位决定了中国负有为世界人民进步事业而不懈努力的国际责任，它不仅要致力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关心和援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要为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动荡作出积极努力，也要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过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也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长时间内还存在“量力不足”现象，在物资、人才和外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巨额外援，对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第三种观点主张，这项工作不必要，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李妍在回顾1976至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时指出，援助工作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提出的口号也都是突出政治，而对外援助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需要的，从政治角度出发，势必给一些国家制造借口，说中国危险，对受援国有威胁，甚至反目成仇。孙露晞也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对外援助政策更多地考虑了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而忽视了经济利益，因此对国家利益实际造成了损失。陈金明认为，在国家利益观上，中国往往过分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共性，却对彼此间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认识不足，未能做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与中国自身利益的有机结合；对中国国家利益在第三世界的分布缺乏层次分析，忽视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分布，在对外援助方面难以正确处理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矛盾关系，在实践中难以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无偿对外援助并不能提升受援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反而容易养成受援国的依赖思想，因此只能作为一种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而实现临时目标的权宜之计，却不可作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