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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援华的驱动者和桥梁—“保卫中国同盟”
发布时间: 2009-09-27    作者:沈庆林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 199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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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盟”联系了许多国际友人,他们之中的多数是医务工作者,时间长短不同地在中国工作过。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等医生都是通过宋庆龄的介绍到解放区工作的。[21]直接或间接参加“保盟”或支持“保盟”工作的有:耿丽淑(女,美国人,负责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记者、香港沦陷时曾被关进集中营);马海德(“保盟”驻国际和平医院代表);邱茉莉(爱泼斯坦未婚妻,香港沦陷时曾被关进集中营);王安娜(女,保盟最早成员之一);依法特•巴杰尔(英国援华救济会成员);菲利浦•莱特(英国援华救济会成员);约翰•福斯特(保盟中央迁重庆后的保盟司库);史迪威(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曾帮助保盟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凯瑟琳•贺尔(中国红十字会外籍人士后备队成员,曾同白求恩一起在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考泰依医生(美国医疗援华会副主席);鲁思•基普琳(女,加拿大医药援华会成员);约翰•尼格尔斯(美国红十字会驻重庆代表);李蒙夫妇(法国记者);霍尔曼医生(瑞典救护伤兵委员会成员);哈利•泰博特医生;保尔•德翰医生;安德鲁.A.罗易(美国基督教学生运动代表);威廉.B.德加格(国民基督会副总会长);乔薏•赫美(女,基督教会关于中国救济活动的撰稿人);玛格丽特•波(女,国民联合医疗中心理疗师);埃德加•安塞尔•穆勒(著名记者);威尼费雷德•加而布雷思(女,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戈登•汤姆逊(英国救济中国灾民基金会秘书);白乐夫(中国红十字会医疗救护队顾问);何明华(香港主教);杰克•贝尔敦(美国战地记者,写有《新四军》的小册子);洛登凯泽(传教士,德裔加拿大人);J.B.普健斯特莱(英国著名作家)等等。在战地工作的医生或记者经常向“保盟”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反映战地和后方的需要。

  “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保盟”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继续从事主要为了儿童福利的慈善事业。在解放战争初期为争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解放区的援助也做了大量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将永垂史册。所有支持“保盟”工作,为中国抗战事业贡献过力量甚至献出了生命的外国友人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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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宋庆龄选集》上卷。

  [2]吴大昆《孤岛上的“保卫中国同盟”》,见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纪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89年6月。

  [3]见爱泼斯坦为《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写的前言,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锺明《宋庆龄抗战时期在港数事》,见香港《大公报》1981年5月30日。

  [4]资料来源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期;第2期;第4期;第8期;第11期;第13期;第17期;第19期;第22期;第23期;第24期;第25期;第26期;第29期;第35期;第36期。

  [5]见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编《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编者的话,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6]《纪念白求恩》,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4期,1940年12月1日。

  [7]《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续》,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3期,1940年2月15日。

  [8]沈其震《许国以身长画卷——回忆宋庆龄同志》,见《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3月;《新四军的医疗工作——一份详尽报告的摘要》,见《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第11期,1939年12月15日。

  [9]《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10月。

  [10]康克清《沉痛悼念宋庆龄同志》,见《人民日报》1981年6月3日。

  [11]见香港《大公报》1939年2月25日。

  [12]《中国北方的灾难》,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1期,1940年4月1日。

  [13]宋庆龄《香港到重庆》,1943年9月15日,见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

  [14]宋庆龄《致鲁思•基普林》1944年5月8日,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10月。

  [15]宋庆龄《给中国在海外的朋友的公开信》,1943年9月18日,见《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10月。

  [16]《必须继续援助中国》,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8期,1939年10月1日。

  [17]《国际和平医院——概况和呼吁》,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0期,1940年9月15日。

  [18]《统一战线继续存在》,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6期,1941年3月15日。

  [19][20]《孙夫人的评论》,见《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3期,1941年6月15日。

  [21]马海德《宋庆龄——我的革命导师》,见《光明日报》198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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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中国革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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