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救济在抗战中牺牲战士的遗孤，在日本空袭中被炸死父母的子女，难民无力抚养的后代，以及父母都在前方战斗的子女，“保盟”开展了救济战灾儿童的工作。它帮助在陕西的三原建立了孤儿院，并计划在广西和四川建立孤儿院。[9]“保盟”克服各种困难，多次以捐款和物资支援延安的保育事业。由于美国洛杉矶的援华团体和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在延安专门命名了一所洛杉矶托儿所，以纪念这种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10]

　　日本的侵略战火，造成大批伤兵和难民，他们的生计极为困难。1939年初，桂南、贵阳等地城市被炸，灾情严重，“保盟”主席宋庆龄吁请香港各界人士紧急救济各地难民，表示“各界捐助金钱及物品与南宁、贵阳红十字会、西北布朗医院及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者，皆可代为运输。”[11]1940年西北地区发生水灾，“保盟”发起募集100万元国币的运动，救济灾民。[12]1942年冬至1943年春，河南发生严重旱灾，数百万人死亡，广东也有数百万人受灾。“保盟”在重庆组织救灾义演和球类义赛，募得30万元国币，并将美国援华会捐赠的50000美元拨给了河南游击区灾民。[13]抗战时期由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就是既为增加工业生产支持抗战，又为救济伤兵难民的一项措施。宋庆龄也是这个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保盟”和当时也在香港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合作，开展了捐助中国工合运动的活动。1941年7月1日至8月30日“保盟”在香港开展的“一碗饭运动”，就是为援助工合运动而组织的。

　　中国红十字会是通过“保盟”接受援华医药援助的另一个主要团体。它拥有200名医生和22名外国志愿人员，总部设在贵阳。国际红十字会驻华委员会也设在这里。该委员会同英国赴华救济队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救济工作。波兰医生莱昂•卡米涅茨基、傅拉都、德国医生卡尔•考泰勒、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英国医生高田宜、罗马尼亚医生雅各布•克兰兹道夫等都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工作。高田宜医生即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保盟”中央委员先后自香港转移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恢复工作。“保盟”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宋庆龄的家里。“保盟”继续不断得到国外的捐助，美国的劳工团体，如国际裘皮制革厂工会、美国全国海员工会，都向“保盟”提供了大量捐款。国际裘皮制革厂工会负担了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和平医院分院一年的开支。加拿大医疗援华会也给了定期援助。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6月，该会经“保盟”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捐款就有1199.3英磅和68322.28元国币。[4]

　　（三）顶住逆流，克服困难，为敌后抗战争取更多的援助。“保盟”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将援助的重点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宋庆龄在回顾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击区，是因为它们虽然牵制了并且仍在牵制着日本在中国几乎一半的兵力，但是它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国内的政治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内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取消封锁，并且吁请大家不要对封锁默许。”[15]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暗流都曾给“保盟”的工作造成困难。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国对德宣战，英国援华活动受到影响。1940年6月，英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封锁滇缅路三个月，援华物资的运输也遇到困难。“保盟”多方呼吁不要停止或减少对中国的援助。“欧洲战争的爆发，使我们的许多友人，特别是在交战国中的友人，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他们能否继续有效地开展援华工作。”“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必须继续援助中国。”[16]英国援华委员会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开展援助中国的活动。他们发起了群众性的要求政府解除封锁滇缅路的运动。英国和美国的援华组织发起签名，要求至少能每月从滇缅路放行64000加仑的汽油，以便使红十字会的医疗物资得以运往中国内地。在伦敦遭受希特勒德国大轰炸时，英国援华委员会还进行了义卖的活动。“保盟”表示：“无论‘国际战线’的新发展对运输问题意味着什么，保卫中国同盟将决心使任何捐赠物资毫不耽搁地通过最快的途径进入中国。”[17]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皖南事变”，“保盟”在《新闻通讯》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指出“新四军事件对于抗日统一战线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让这次事件成为对亲日派的教训、对中国爱国人士的警告，并且使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继续努力，使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继续存在。”[18]对于“保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援助，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无理刁难。“保盟”运送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经常遭到扣留。1940年11月自贵阳起运往国际和平医院的6吨医疗物资在西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致使护送物资的两位英国救济队成员巴杰尔和莱特不得不回到重庆。1941年夏，“保盟”名誉司库法朗士护送的车队在到达贵阳后，因为物资是送给八路军的，而不允通过。对于这种情况，“保盟”也曾给予揭露。“保盟”的这种原则立场引起作为会长的宋子文的不满，他于1941年5月30日以“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的工具”为由致电“保盟”中央，声明退出“保盟”，从而在“保盟”中掀起一场政治风波。对于宋子文的退盟，宋庆龄专门发表了评论，指出“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感到必须采取这一步骤，只有表示遗憾。”“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现实的政策：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或者是妥协、屈服和投降。”“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支持第一种政策。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是‘有党派’的话，那么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他将保持这一点。”“我们在保盟《通讯》中公布了一些事实，发表了一些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必须让海外朋友知道这些事实和观点。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中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19]随后，宋庆龄又主持写了《救济工作与政治》，正式答复了宋子文对“保盟”的责难，阐明了“保盟”维护统一战线的立场，声明“伤痛和饥饿并无党派性”，“保盟”作为独立的救济团体，应该向中国的任何地区、任何军队的伤兵提供公平的治疗和救济，揭露了“保盟”在向抗日根据地运送物资的行动中受到政治阻挠的情况。[20]这个不大的政治风波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的风浪所波及的。在这个风波中，宋庆龄表现出了捍卫民主、正义的大无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