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盟”的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外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呼吁援助中国。“保盟”印刷出版了许多宣传品，如《保卫中国同盟报告》、《新四家》、《红卍字到红十字》、《游击区的医疗情况》等小册子，《最后的胜利》、《难民》、《抵制日货》等宣传画。到年末，还印制各种圣诞卡。这些宣传品都作价出售，收入充作救济金。“保盟”还向国外援华组织提供大量的介绍中国抗战情况的材料，包括文章、照片等。担任“保盟”主席的宋庆龄多次著文，发表演说，呼吁援华。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半月刊，成为向国际传递中国，特别是条件极为困难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困难信息，报导各国援华情况的一个刊物。爱泼斯坦担任《通讯》第1—17期编辑，詹姆斯•贝特兰担任了《通讯》第18—24期的编辑。1941年《通讯》开始发行中文版，主要宣传对象是海外华人，编辑是在香港大学工作的陈君葆。[3]《通讯》经常刊登外国友人撰写的《战地报告》，介绍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特别是敌后根据地军民抗战的情况，反映他们的需要。这些《战地报告》对于国际援华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讯》多次发出争取援助的呼吁，如第1期刊登了呼吁援助新四军的《战地报告》。第2期发出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募集5000条毛毯的呼吁。第3期呼吁为新四军募集20000条毛毯，同期发出为在华东作战的川军募集医药品的呼吁。第4期发表《请援助西北》的通讯，呼吁援动陕甘宁边区的医院、医药工厂、孤儿院、抗日军政大学等等。1939年欧战爆发后，保盟中央预计到从英国得到的物资和捐款必将减少，因而专门向太平洋地区各国的团体和个人发出紧急呼吁，请他们对中国承担起特别的责任。为了使援助物资适合中国的需要，“保盟”通过外籍战地记者调查情况，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在保盟《通讯》第13期上刊登了一份国际和平医院需要的外科器械单子，列出了非常具体的项目、型号、尺寸，例如：“箱子：木制，带绞链、把手和锁，57×36.5×44公分；1号外科包（美国）；抽吸器；墨非式钮；导管，金属；带齿錾子；凿子；刮器；眼科刮器；压舌板；透镜，……”等等。它说明了“保盟”为争取国际援助所进行的工作的细致和深入。

　　（二）发起募捐、义卖、义演活动，收转捐款捐物。1939年初，“保盟”在香港的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会的帮助下，募集了4500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义卖，所得收入将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在纽约的义卖由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主持，并得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的赞助，由她牵头。在伦敦，由英国援华会安排。在巴黎，由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负责。美国全美航运公司、英国的半岛和东方航运公司、法国邮船公司则免费将这批艺术品运至纽约、伦敦和马赛。1939年和1941年，“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这一运动最初由美国援华委员会于1938年发起，其作法是由举办单位预售餐券，购买者可在愿意参加这一运动的餐馆就餐，所得利润充作援华之用。“保盟”为在香港开展这一运动，成立了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任主席，保盟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任副主席。香港总督和香港主教、英国驻华陆、海军司令等许多知名人士，对这一活动都给予了支持。1941年这次，共收入港币22144.95元、法币615元，充作了援华基金。1940年2月初，“保盟”在蒙沃尼•布鲁斯公司和皇家剧院的协助下，在香港组织了两次义演，放映进步影片《裘莱士》，为国际和平医院募集了3000多元港币。“保盟”组织的义演活动还有：1941年1月22日，在香港皇家剧院同援助昆明医院委员会合作，为昆明医院和国际和平医院举行的义演，净收入4500元，捐给了两个医院；邀请舞蹈家戴爱莲，歌唱家斯义桂、戏剧家金山和王莹举行的义演。

　　“保盟”所收到的国外捐助绝不止上表所列，“保盟”成立后第一个年度报告统计，在从1938年6月至1939年6月的近13个月中，各国援华团体和个人通过“保盟”捐助的现金就有25万港元，还有大量的物资。自1939年4月至1941年11月，“保盟”收到的现款有810，879.93元国币、185，640.11元港币、54，437.65美元、3，417英镑8先令9便士、3，059.15加拿大元、1032.32比索、38.75西班牙比塞塔、7荷兰盾，以及X光机、显微镜、手术器械、理疗设备、医学书籍、药品、敷料、毛毯、衣服、奶粉、维他命、罐头食品等。[5]

　　“保盟”捐助的对象，一是医疗机构；二是战争孤儿；三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四是战灾和天灾的灾民。捐助的重点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建和维持主要靠“保盟”从英国援华委员会，以及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援华团体得到的捐助。“这些医院的日常开支占了保卫中国同盟收到的非特项医疗救济款中的最大部分。”[6]国际和平医院是根据1938年7月国际反侵略总会在巴黎召开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所作的决议建立的。此事经英国著名记者、作家何登夫人来华同“保盟”商议，经“保盟”促进，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山建立了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以后又在晋东南、陕北和皖南建立了三所国际和平医院。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国际和平医院在“保盟”援助单位中所占的比重。1940年2月，“保盟”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利用国外捐款每月向上述四所国际和平医院病员拨伙食费和衣物费1500元，并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办事处订购大批棉背心、担架帆布、脱脂棉花、纱布供给西北的医疗单位。[7]负责新四军军医创建工作的沈其震于1938年冬、1939年冬和皖南事变后曾三次到香港向“保盟”寻求援助，宋庆龄会见了他。“保盟”向新四军赠送了大批医疗用品。仅至1939年底，新四军就得到了价值15万元的药物。[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