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在广泛联系国际进步力量，推动国际援华工作，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争取国际援助，起了巨大的作用。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主要发起者。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利用她的特殊地位和同许多国际进步人士的联系，向国外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广泛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争取了大量外援。她是推动国际援华运动的一位中坚人物。1938年3月下旬，宋庆龄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筹备“保卫中国同盟”。被邀请参加发起的著名外国人士有印度民族革命领袖贾•尼赫鲁、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英国驻香港教会主教何明华，以及知名人士克莱克•布什等。中国方面参加发起的有宋子文、孙科、冯玉祥、颜惠庆等。同年6月，“保盟”在宋庆龄香港的寓所正式成立。中央委员有宋庆龄、廖承志、诺曼•法朗士（香港大学教授）、爱泼斯坦（原美国国际合众社记者）、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廖梦醒、邓文钊（华比银行副总经理）、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记者），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任名誉秘书，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邓文钊任司库，爱泼斯坦任宣传。“保盟”的办公地点设在香港西摩道21号。经常驻会工作的是廖梦醒和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保盟”发表的成立宣言明确宣布“保盟”的目标是：“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宣言还指出向国际宣传中国抗战形势的重要性，以及过去在分配捐款和捐物上不够公正的问题。宣言指出：“我们觉得：外国朋友所得到的关于远东的真实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也就遭到阻碍。同时，这样的事实也是极为明显的：过去我们所取得的物质支援，在我国分配时，既未能根据最危急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献人的意见做到合理。”为加强和扩大国外援华工作，“保盟”表示愿意和所有愿意同保盟合作的机构取得联系，“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关的建议。“保盟”还欢迎各国一切专门从事援华工作或者援华工作只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的机构，在他们的国家里改组成立“保盟”支部或成为“保盟”的盟员。[1]实际上，在各国并未成立“保盟”支部，众多的援华团体实际上起了“保盟”支部的作用。在国内，仅在上海由宋庆龄委托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美国人耿丽淑组织了分会，主要承担了援助新四军的工作。[2]为便于开展工作，“保盟”于1941年成立了四个小组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由法朗士负责；运输委员会，由麦克斯•比尔顿负责；宣传出版委员会，由邹韬奋负责；促进委员会，由玛丽恩•苔德莉负责。

　　同“保盟”保持联系，支持“保盟”工作的国际援华组织和慈善团体很多，如英国援华委员会、伦敦的中国医疗援华委员会、英国救济基金会、苏格兰红十字会、英国矫形协会、美国红十字会、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医疗援华委员会、美国旧金山援华会、美国纽约援华会、美国费城援华会、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援华会、加拿大温哥华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韦尔农中国战争救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菲律宾中国救济会、澳大利亚妇女联合会、澳大利亚—中国合作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新西兰左派图书俱乐部、法国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和平与民主同盟、香港C.S.橡胶出口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