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援助的结构和方式发生变化

　　首先，ODA在对象和地区上呈现出侧重于贫困国家和地区的趋势。

　　从受援国的收入类型来看，ODA主要流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如表2所示，ODA在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比重基本保持不变，流向其他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援助比重则有所增加。1984—1985年，流向其他低收入国家的ODA占全部ODA的14.9%，2004—2005年这一比例增长至19.7%。同时，流向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比例相应下降。

　　从受援国所处的地区看，ODA的援助重点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中东地区。1984—198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接受的ODA占28.7%，到2004—2005年该比例上升至32.9%，是全球接受ODA最多的地区。同时，对中东地区的ODA也有很大的增加。

　　其次，在ODA的部门分布中，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国际援助的重要领域。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共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援助占全部双边官方援助的比例不断增加，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和其他产业的援助以及物质和项目援助的比例相对下降。如表3所示，1984—1985年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ODA占全部双边援助的26.5%，到了2004—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33.4%。人道主义援助的比例也由1.9%上升至10.0%。同时，经济基础设施、农业、工业和其他产业的援助，以及物质和项目援助的比例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1984—1985年，整个产业的援助比例为17.4%，到了2004—2005年则下降为5.7%。物质和项目援助的比例也从1984—1985年的18.4%下降至2.8%。

　　第三，ODA的援助形式方面，人道援助和债务减免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项目援助的比重相对下降。国际援助主要通过人道援助、债务减免和发展项目形式进行，这三种形式在2000—2005年都有所发展(见图2)。2005年DAC成员国向伊拉克提供了139亿美元债务补助，向2004年遭受海啸灾难的国家提供了22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而核心的发展项目主要是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提供的。援助形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方案援助和债务减免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项目援助的比重相对下降。

　　(四)政治色彩日益浓厚，附加条件日益增多

　　目前在发达国家经合组织中，发展援助委员会承担着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协调、监督的作用。它在运作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援助标准与规则，如多边援助的作用优于双边援助；援助应该少有政治性质；不应将援助与援助国的商品、服务输出捆绑在一起；赠与比低息优惠贷款是更好的援助方式；援助应直接满足接受国人类需求等等。大多数的援助国认为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改革的思想是内生的动力，而良好的国家治理(good governance)、人权、民主则是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要想根除贫穷，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改革、发展经济的思想、先进的技术，培养他们的民主意识。进入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越来越关注受援国的人权、民主等问题，越来越重视援助能否带来受援国的政治与社会经济的进步。对外援助成为西方国家将本国价值观与社会力量投射到海外的过程。

　　因此，近年来，DAC国家在进行对外援助时，往往以经济援助为手段，把按西方国家的意图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将“民主、多党制、私有制”等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美国国会在1975年将人权条件纳入美国对外援助法，禁止美国政府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政府提供发展援助。挪威与荷兰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将人权标准纳入其援助政策。

　　(五)“特殊目的组织”(Special Purpose Vehicles)出现并快速发展

　　除了传统的国际援助组织，近年来，一些关于援助的特殊目的组织也发展得很快。像全球抗艾滋病、肺结核及疟疾基金会(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和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都是这种类型的组织。尽管目前这些组织在整个国际援助所占的份额还很少，而且许多特殊目的组织在法律上仍未完全脱离它们的创办成员，往往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是担当ODA的资金中转点，并且它们的策略不容易被纳入受援国的国家战略和预算框架中。但是他们确实是国际援助的一条重要的资金输送管道，它们对于许多全球性关注的问题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二、国际援助体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