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研究

　　由于对外军事援助中的“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等已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专题，而关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又缺乏成果，所以这里仅着重就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研究内容和分歧，作一说明。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

　　国家统计局网站1999年9月28日刊登的《新中国50年系列分析报告之十四：对外经济与合作成绩喜人》[41]中提出了五段论：1950-1963年为初级阶段，新中国在成立后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万隆会议后，援助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1964年周恩来总理提出援外八项原则至1970年为发展阶段，中国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至1978年为增长阶段，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1979年至1994年为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1995年以来，为全面改革阶段。[42]

　　肖宗志与张德容在《中国五十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一文中提出三段论，即1950-1978年、1978-1994年和1995年以后。认为各个阶段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除具有“双重性与战略性”、“平等性和真诚性”、“互利性和双赢性”等共性外，还具有各自的特点：第一个阶段过多地强调其政治方面的作用；援助的主体一般为国家或政府；援外方式和内容相对比较单一；援外规模呈逐年上升并伴随调整而有所波动。第二阶段援外具有双重意义，但其经济意义变为主要方面。第三阶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在援外方式和内容的变化多样；在援外项目下，通过招投标方式，进一步扩大参与援助的主体。

　　刘小云在《中国对外援助改革与调整二十年》[43]一文中以1964年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前28年的对外援助分为两个阶段，将改革开放后援外工作的调整与改革分为三个阶段：1979-1990年为探索性的改革与调整阶段。1991-1994年主要围绕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开展对外援助，并与发展多双边互利合作的经贸关系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1995年后为进行全面改革阶段。

　　《中国的对外军事援助》一文将新中国对外军事援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1963年为武器装备对外援助的起始阶段。1964-1978年，是中国武器装备对外援助迅速增长的阶段。受援国由原先的10多个发展为60多个；援助的品种由轻型装备发展为重型装备；援助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978年以后进行调整和改革阶段。不仅对新签协议的对外军事装备援助项目的金额和轻重武器的结构比例作了调整，而且将单一的无偿援助方式改变为依据受援国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无偿、收取成本费、贷款或延期付款等多种形式。[44]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必要性问题

　　以《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一书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支持被压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向它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该书认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已经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战略支出。还有文章特别强调指出，与美国同期1.1万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总额相比，建国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总额只有727.1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还很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45]

　　陈金明在《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论——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46]一文中，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实行对外援助政策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在当代世界舞台上是集三重身份于一体的国家：一为发展中国家；二为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国；三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种国际定位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致力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关心和援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要为第三世界摆脱贫困和动荡作出积极努力，也要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中国过去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时期，也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文章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长时间内还存在“量力不足”现象，在物资、人才和外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巨额外援，对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否符合国家利益问题

　　第一种为积极肯定，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代表著作是《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该书认为，建国后30多年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除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外，也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第一，加深了中国同受援国政府之间的互相了解与信任，增进了中国人民同受援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关系的不断发展。第二，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冲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中国的遏制、封锁，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三，中国从经济上、技术上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有助于这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就能够增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这对于中国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国际和平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第四，促进了国内某些生产技术的发展，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涉外经济工作的人才，积累了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经验，并在国际上树立了承建工程项目的良好信誉，为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开展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王泰平在《新中国外交50年》中也赞同邓小平的一个评价，即应当肯定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国家经济困难，但还得拿出必要的援外资金。[47]多篇论文均赞同上述观点，认为我国对外援助工作有力地配合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开展，得到发展中国家广泛的赞誉，对我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扩大我国影响、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抵制国际上霸权主义势力、反对“台独”倾向、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48]

　　第二种认为在一些历史时期，对外援助存在有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问题。石志夫认为六七十年代对外经济援助存在不少问题，包括对外援助规模之庞大，援助数额之高，严重脱离了国力实际，加重了国民经济的负担，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并且也难以持久；中国的大量无偿援助养成了一些受援国的依赖思想；中国大规模地援助他国，却拒绝接受外国的援助，这也是很不正常的。[49]李研认为1976-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工作受意识形态影响比较严重，提出的口号也都是突出政治，而对外援助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需要的，从政治角度出发，势必给一些国家制造借口，说中国危险，对受援国有威胁，甚至反目成仇。[50]

　　乐波的《毛泽东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矛盾》[51]一文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的某些外交实践中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论存在着背离与矛盾，新中国在对外援助这一问题上，主要是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出发，“平等互利”被放在第二位，“平等”做得很好，“互利”却没做到。这些对外援助都是在新中国本身贫穷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的，超出了新中国的承受能力，对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陈金明认为，在国家利益观上，中国往往过分强调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共性，却对彼此间的差异性与复杂性认识不足，未能做到发展中国家利益与中国自身利益的有机结合；忽视中国国家利益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分布，在对外援助方面难以正确处理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眼前现实利益与长远战略利益的矛盾关系，在实践中难以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无偿对外援助只能作为一种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而实现临时目标的权宜之计，不可作为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52]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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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杨泓光：《援越抗法亲历记》，《贵州文史天地》1998年第5期。

　　[②]马家祥：《援越抗美亲历记》，《纵横》2000年第9期。

　　[③]涂光群：《我在援越抗美中的经历》，《纵横》2000年第2期。

　　[④]〔越〕黄文欢：《沧海一粟——黄文欢革命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⑤]吕正操：《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背景》，《纵横》1998年第1期。

　　[⑥]周伯萍：《周恩来与坦赞铁路的援建》，《百年潮》2000年第6期。

　　[⑦]于国玉：《援建坦赞铁路的岁月》，《文史精华》2001年第11期。

　　[⑧]程飞在：《“老外经”心中的周恩来总理》商务部网站http://lgj.mofcom.gov.cn/aarticle/c/200606/20060602420693.html，2006年6月12日。

　　[⑨]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12]石志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3]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14]韩怀智、谭族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5]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6]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18]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9]《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20]曲爱国等：《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肖祖厚、李丹慧主编：《云南与援越抗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2]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

　　[23]章百家：《“抗美援朝”与“援越抗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

　　[24]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5]张广华：《中国军事顾问团与越南抗法战争》，《百年潮》2000年第4期。

　　[26]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27]宫力的《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见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42页。

　　[28]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9]靳辉主编：《当代中国铁路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中国铁道出版社1996年版。

　　[30]薛宏：《中国对外援助的特色和改革方向》，《国际贸易》1993年第9期。

　　[31]蔡玲明：《对援助非洲的若干思考》，《国际经济合作》1994年第10期。

　　[32]肖宗志、张德容：《中国50多年来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评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33]肖宗志：《试论周恩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思想与实践》，《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

　　[34]李妍：《试论1976-1978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5]吴绍禹、张晓溪：《论中国吸纳外援、对外援助的外交关系——以邓小平的援助理念及其援助实效为视角》，《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36]崔斌：《试论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意义和影响》，《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

　　[37]张勇：《对中国援助坦赞铁路的历史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8]《加强实施新战略，改革援助非洲医疗工作——记中国援外医疗队派出40周年》，《西亚非洲》2003第5期。

　　[39]宋效峰：《新中国对非洲援助评析》，《亚洲论坛》2002年第1期。

　　[40]林锡星：《当前中缅经贸关系及中国对缅经济技术援助》，《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8年第2期。

　　[41]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xzgwsnxlfxbg/t20020605_21431.htm。

　　[42]这一分期是《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分期的延伸。该书编写出版较早，记述截止到1985年，所以将发展历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四阶段为从1979年起，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经过调整、改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43]刘小云：《中国对外援助改革与调整二十年》，《国际经济合作》1998年第10期。

　　[44]《党史博采》1997年第11期，摘自《军事文摘精华本》。

　　[45]于文培、文众《大力推行援外新方式，提高对外援助的质量和效益》，《调研世界》1996年第2期。

　　[46]陈金明：《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论——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7]王泰平：《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722页。

　　[48]徐建平《论对外经济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国际经济合作》1996年第3期；章昌裕《关于新形势下发展援助问题的探讨》，《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6期，等等。

　　[49]石志夫：《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第288页。

　　[50]李妍：《试论1976-1978年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51]乐波：《毛泽东时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孝感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52]陈金明：《中国对外援助的五大关系论——基于问题意识的一种解读》，《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