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苏联援华问题的历史评价

　　朱佳木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方面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工业化上也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另一方面，吸取苏联片面和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同时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战略，但对于这一战略一度实施得不够坚决。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一文中指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一五”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在《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指出，苏联和中国当初把实行计划经济说成是来自马克思的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实践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是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工业化而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找理论根据更为切合实际。作者认为，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方法十分自然的。但是，这一学习同样是出于自己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需要；而且在学习初始阶段，除了对重工业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基本照抄外，其他方面都注意了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那种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从某种理论出发，是完全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是站不住脚的。[45]沈志华从八个方面叙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46]秦红卫、胡瑞涛指出，50年代苏联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表面上看，这是双方经济联系的一种主要方式，但实质上，它是苏联借以实现其国内外政治目标的工具，因而是一种明显的经济关系政治化现象。[47]

　　（作者为清华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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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袁宝华：《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②]王善中：《50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述评》，《历史教学》1996年第11期。

　　[③]高立宏：《发展互利合作 利用优势互补》，《世界机电经贸信息》1997年第11期。

　　[④]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⑤]陈夕：《156项工程与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⑥]陈东林：《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⑦]李百浩、彭秀涛、黄立：《中国现代新兴工业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4期。

　　[⑧]为中国经济的腾飞铺好跑道——五十年重点建设项目立奇功》，《中国勘察设计》1999年第10期。

　　[⑨]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⑩]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0年版。

　　[11]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12]沈志华主编、杨奎松等撰稿《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书中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涉及苏联援华专家问题）做出了新的诠释。

　　[13]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对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做了系统的综述和分析，包括影响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若干外交问题、工业援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科技援助中的技术转移、高等技术教育援助中的技术转移、苏联专家在技术转移中的作用、苏联援华中断及中方的自力更生措施、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特点及其影响。

　　[14]安琪：《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始末——访翻译家师哲》，《国际人才交流》1989年第1期。

　　[15]李晓佳：《为中国贡献智慧的外国人》，《今日中国》（中文版）2000年第8期。

　　[16] 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7]沈志华：《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根据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8]敬书生：《苏联专家在华待遇揭秘》，《湖北档案》2004年第6期。

　　[19]柳德军：《苏联专家事件与中国国内政治》，《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20]高平：《康藏公路与苏联专家》，《丝绸之路》2001年第9期。

　　[21]邱成岭：《包头钢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的援助》，《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2期。

　　[22]张柏春、张久春、姚芳：《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概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3]潘惠楼：《浅析原苏联专家对北京矿区的援助》，《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4]胡国强：《苏联专家援建自来水厂》，《兰州日报》2005年4月27日。

　　[25]吴华元：《统计与归纳地质勘探研究的基本功》，《石油科技论坛》2007年第2期。

　　[26]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连载一、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5期。

　　[27]张久春、张柏春：《20世纪50年代中国计算技术的规划措施与苏联援助》，《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

　　[28]沈志华：《援助与限制：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949~1960）》，《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9]张柏春、张久春、姚芳：《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技术转移》，《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30]周洪涛：《浅谈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伟建厂的活动简析》，《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6期。

　　[31]潘正祥：《50年代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32]章其真：《试论朝鲜战争中苏联援华态度的转变》，《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3]王亚志回忆，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一·上），《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2、3、4期和2005年第1期。

　　[34]徐向前：《马拉松式的苏联谈判纪实》，《中国作家》2006年第19期。

　　[35]《斯大林曾派兵四万援朝抗美》，《四川统一战线》2000年第11期。

　　[36]朱立人：《“芭蕾奶奶”探亲记——原苏联专家伊莉娜重访北京舞蹈学院》，《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2期。

　　[37]刁蓓华：《五十年的中国情缘——记苏联专家克拉芙琴柯》，《钢琴艺术》1999年第6期。

　　[38]蒋龙：《北京航空学院的建立与苏联的援助》，《中国科技史料》2004年第1期。

　　[39] 赵阳辉：《中国现代军事院校的创办与苏联援助》，《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5期；赵阳辉：《苏联对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援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为例（1952-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1期；赵阳辉：《苏联对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援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为例（1952-1956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年第1期。

　　[40]郑刚、兰军：《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界聘请苏联专家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影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1]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高等院校聘请苏联专家述评》，《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2] 欧阳凡、胡扬：《前苏联援华专家组长阿尔希波夫》，《国际人才交流》1994年第5期。

　　[43]阎明复：《忆阿老》，《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4]朱佳木：《追忆陈云同志与阿尔希波夫交往的一段往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5]朱佳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朱佳木：《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理论前沿》2006年第21期。

　　[46]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1期、第2期。

　　[47]秦红卫、胡瑞涛：《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经济关系的政治化：表现、成因及启示——以苏联对华经援为例》，《河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