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及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中俄双方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和公布，先后有一批专著出版，主要包括罗时叙的《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⑨]，沈志华的《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⑩]、《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11]、《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12]，张柏春等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13]等。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回忆文章及论文成果，涉及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基本情况；苏联专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援华实际工作；著名苏联援华专家历史回眸等内容。

　　第一，涉及苏联专家基本情况研究的论文。

　　安琪在《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始末——访翻译家师哲》一文中记述了师哲回忆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就邀请苏联专家来华援助问题赴苏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历经5次会谈的过程，其中涉及苏联专家待遇问题。[14]李晓佳在《为中国贡献智慧的外国人》一文中指出，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给中国造成了深深的伤害，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心灵上的。专家中的大多数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确实热爱中国。[15]沈志华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基本状况[16]作者还指出，苏联专家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领域给予了积极指导和帮助，将苏联的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传授给中国人，为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7]敬书生指出，尽管苏联专家实际待遇高于协议，但高待遇物有所值：一是大批专家来华使中国受益良多；二是与聘请英美专家的费用相比，这种待遇是非常正常甚至偏低的；三是苏联对于中国赴苏学习、培训人员实行优惠政策。[18]柳德军认为，随着中苏关系逐步变冷和“大跃进”席卷全国，苏联专家的技术资料和建议已不为人们所重视，而且，随着新中国科技干部队伍的迅速成长，中共中央开始对聘用苏联专家的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共领导人已做好了苏联专家全面撤退的心理准备,即使没有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中国政府也会提出苏联专家全面撤出中国的问题，不同之处仅在于时间问题而已。[19]

　　第二，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经济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高平颂扬了苏联公路专家伊万诺夫和包罗多夫帮助建设康藏公路所做的贡献，认为苏联专家当时确实是把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干的。[20]邱成岭从选择厂址、厂区工程地质勘察、扬水试验、矿山勘探、矿石试验、炼焦试验、初步设计和施工基地工程建设等诸方面，综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包头钢铁基地筹建和初步设计时期所起的作用，展示了其冶金技术向中国转移的过程。[21]张柏春等回顾了50年代苏联承担全部设计、提供成套设备和部分材料、派出不同层次的专家援助中国建成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历史。[22]潘惠楼概述了苏联专家对北京矿区的援助过程。[23]胡国强指出，“一五”计划初期，国家确定把苏联援华建设的156个重点项目工程中的6项放在兰州，其中4项摆在西固，拟将西固建成石油化工城，而西固工业区厂外供排水工程正是重点项目的配套工程之一，文中还介绍了工程建设规模和6名苏联专家的实际工作情况。[24]吴华元介绍了与当时的苏联援华专家一起工作的情况，回忆了苏联专家严谨负责、注重实际、深入现场，长于统计与归纳的地质研究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25]

　　第三，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高科技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戴超武指出，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一个互动的过程。1958年下半年后，随着两国在意识形态、对国际形势及核武器的态度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促使苏联停止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这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标志。[26]张久春等回顾了50年代苏联在中国计算技术规划措施中的角色和作用。[27]沈志华指出，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表现出一种既要给予援助又要进行限制的复杂心态。[28]张柏春等探讨了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科技合作途径。[29]周洪涛回顾了1951年8月至1960年8月，苏联先后派遣95名苏联航空技术专家到哈尔滨国营伟建机器厂工作的历史。[30]

　　第四，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军事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潘正祥介绍了50年代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内容，大体分为有偿出售和移交武器装备；提供技术数据、武器生产设备和武器样品；派遣空军来华协助防空和派遣顾问、专家来华帮助工作三大部分。[31]章其真论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急需苏联援助，但苏联政府在援华抗美问题上顾虑重重，经历了答应出动空军支持到临阵变卦再到积极援助的转变过程。[32]《回顾与思考——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一文指出，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展现了同期中苏军事关系的演变过程和具体内容，包括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仿制苏式武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学习苏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等几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启发思辨的意义。[33]徐向前回顾了1951年5月作者奉命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赴苏购买武器装备的长达5个月的秘密谈判历程。作者提到，当时代表团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购买60个师的武器装备；二是请求苏联援助中国兵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生产152毫米口径以下各种火炮的技术转让问题。[34]《斯大林曾派兵四万援朝抗美》一文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指出，为了支持新中国抗美援朝，斯大林秘密派遣了4万苏联红军入朝，帮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作战，但为了不让美国拿到苏联红军入朝参战的证据、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红军一般不在战场上与美军正面交战。为此，俄罗斯和中国、朝鲜都将重写自己的军史。[35]

　　第五，涉及苏联援华专家在教育、文化领域实际工作研究的论文。

　　朱立人回顾了50年代苏联专家伊莉娜在3年内所创造的奇迹：与戴爱莲、陈锦清等人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正规化的舞蹈学校，撒下了中国芭蕾艺术的种子。[36]刁蓓华回顾了50年代苏联著名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克拉芙琴柯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经历。[37]蒋龙认为1950-1960年间苏联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向中国转移，航空技术是这次技术转移的重点。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北京航空学院仿照苏联的建制，建立了学院、系、专业、教研室和实验室，制订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各类实习计划书，采用了大量的苏联教材和技术资料。苏联专家在北航开设课程，指导研究生，培训教师，为北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8]赵阳辉在《中国现代军事院校的创办与苏联援助》一文中回顾了20世纪20-50年代中国在苏联援助下相继创办黄埔军校、南京军事学院、各军兵种技术学校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在《苏联对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援助——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为例（1952-1956年）》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海军起步于自强运动，以学欧美为主。新中国海军转而学习苏联。1953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正是苏联进入核导弹海军时代之时。苏联专家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海军技术援助之间寻找和把握平衡点，真诚而有限度地帮助中国，为中国海军技术教育的发展做出奠基性贡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与苏联援助（1952-1953）》一文中介绍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指出苏联军事教育模式对哈军工的筹建产生了深刻影响。苏联专家对于中国军事科技教育体系乃至中国国防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39]郑刚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初期聘请苏联教育专家的发展历程，即逐步展开期（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到1952年全国范围内院系调整结束）、全面发展期（从1953年至1957年“一五”计划结束）、迅速萎缩期（从1958年教育“革命”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各发展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40]王红岩分析了50 年代初期高等院校改革时学习苏联经验、聘请苏联专家的原因，介绍了中国高校聘请苏联专家的情况，并论述了苏联专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41]

　　第六，涉及著名苏联援华专家历史回眸的文章。

　　欧阳凡等回顾了阿尔希波夫为援助中国所做的杰出贡献，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阿尔希波夫始终是苏中友好事业的捍卫者。[42]阎明复回顾了1950年受命于斯大林来中国担任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为援助中国、捍卫中苏友谊所做的贡献。[43]朱佳木回顾了自己亲历的阿尔希波夫与晚年陈云交往的三次感人会面，以此说明阿尔希波夫不仅在壮年时期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过突出贡献，而且在他步入晚年后又为恢复中苏、中俄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出过特殊贡献。[44]

　　从上述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派遣援华专家和苏联专家在华实际工作问题研究用力之深、范围之广，甚至可以说，中国学者对该问题的把握已经比较成熟，它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有关50年代苏联援华问题研究出现高潮的一个学术亮点。

　　三、对苏联援华问题的历史评价